政府于去年11月公布了“日本经济处于缓慢的通货紧缩状态”的看法，进入本世纪以后，从上次（2001年3月～2006年6月）公布相同看法以来时隔三年半，这已经是第二次。但是，从总体局势来看，可以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持续着通货紧缩的状态。从消费者物价（除生鲜食品之外的综合物价）同比上涨率来看，除了提高消费税的1997年和原油价格暴涨的2008年以外，都是在负值或零上涨率附近波动。产品质量的提高意味着实际上的价格下降，但是根据笔者的推算，由于这种价格下降完全没有得到反映，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中存在着年平均近1％的高于实际的偏差。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物价下降实际上已经持续了15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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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通货紧缩与上次同样属于缓慢型，没有出现1930年代大萧条时的百分之几十的物价暴跌。另一方面，与上次情况略有不同的是，金融机构并没有陷入严重的不良债权问题而相继破产。因此，对于此次危机，很少有人指出可能出现如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所说的“通货紧缩招致进一步通货紧缩”的债务通货紧缩或通货紧缩螺旋。不过，为了消除通货紧缩，采取通货膨胀目标或非传统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讨论非常热烈。
在上次出现通货紧缩局面时，围绕其原因和政策措施，曾经反复进行过激烈的讨论。要想得到解决通货紧缩的正确方法，其前提是还必须通过实证充分理解物价预期的形成机制和其给予实体经济的影响。通胀预期（预测通货膨胀率）表示人们对物价走向的预测，经济主体和对象因时期不同而多种多样，例如，即使名义利率不变，如果通胀预期发生了变化，那么实际利率也会随之变化，并对家庭消费和设备投资等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通缩预期会带来实际利率的上升和实际债务负担的增加，导致延期购买耐久商品等，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除此之外，还会导致收入实际上从负债过多的主体向资产过多的主体转移。另外，通胀预期会通过工资和价格的设定行为，对实际物价上涨率本身产生影响。
通胀预期进而还会给中央银行稳定物价的功能带来影响。当通胀预期中长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时，被称为“完全稳定（well anchored）”，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创造了稳定的环境，相反，在不稳定的时候，稳定物价功能则难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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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形成物价预期的机制，主要有传统的合理预期形成理论及其他多种理论，这种机制实际上是否发挥作用？在现实中，是否满足了发挥作用的条件？关于这些问题，在国外进行了众多的实证研究。但是，从经济政策整体来说，在日本最根本的问题是，通过建立数据和实证找出政策的根据还非常不充分，在物价预期方面也不例外。在上次的通货紧缩局面时也同样，关于通胀预期，大多是在假设其等于近期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
不用说，通胀“预期”是无法用眼睛直接看到的，所以必须采取某些方法来观察。迄今虽然开发出了几种方法（详细情况请参见拙著《预期与不确定性的经济学》），但是在国外，很流行通过对家庭经济和企业进行调查来掌握通胀预期。在美国，从1960年代起，以密歇根大学为中心，通过调查对期待物价上升率进行了测算，并作为弄清期待形成机制和政策运营的参考来加以应用。在日本，进入2000年代以后，正逐渐在定量上掌握期待物价上升率。
在上次出现通货紧缩局面时，内阁府的《国民生活样本调查》对短期的期待物价上升率进行了直接测算，下图是从2001年6月至2004年3月每季度的通胀预期的变化示意图。在这次调查中，向接受调查者询问了具体的数值，他们平时经常购买的物品，与一年前相比物价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今后一年中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根据图中显示，首先是即时的通货膨胀率（实际感觉到的通货膨胀率）紧跟着消费者物价上涨率的变化，说明家庭经济的消费者准确掌握了实际上的物价变化。其次是关于通胀预期，2001年和2002年显示出轻度的通货紧缩，在负值区域波动，但是到了2003年1月至3月期间，突然跃升至1％。其后虽然暂时下降，但在2004年1月至3月期间又上升到接近1％。本次调查的对象不是按照随机抽样挑选的，这一点虽然存在偏颇，但是以定量方式直接向家庭经济的消费者询问通胀预期的方法，在之后的内阁府《消费者动向调查》和日本银行《关于生活意识的问卷调查》等中也得到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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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物价预期的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通胀预期的决定因素包括即时的通货膨胀率（顺应性预期）、过去的通胀预期（预期的惯性）、收入因素以及货币政策和世界性事件的爆发等外部发生的因素等。根据笔者与内阁府堀雅博先生的研究结果，通胀预期的一部分变化，可以用顺应性预期和预期的惯性来解释。
关于货币政策，即使知道政策改变，但实际上使通胀预期升高的家庭经济的比例较小。但是关于日本银行于2001年3月采取的放宽货币总量限制的政策，以及于2003年对收购资产担保证券的探讨，在回答已改变了物价预期的家庭经济方面，通胀预期升高了近1％。另外，2001年9月由于美国发生的9.11事件，通胀预期升高了1.2％，2003年3月由于爆发了伊拉克战争，升高了1.4％左右。这或许是因为对过去的石油危机的记忆，这种事件对家庭经济的物价预期会产生重大的冲击。2003年初的通胀预期的“敏感因素”，基本上可以用伊拉克战争爆发来解释。
作为外部发生的冲击给家庭经济的通胀预期带来影响的事例，可以举出汇率的变化。根据笔者与琉球银行的与仪达博先生的合作研究结果，琉球在归还日本以前，使用美元作为货币，1971年发生了尼克松冲击，美元贬值了17％。其结果，据推算，通胀预期升高了4～5％。
如上所述，对通胀预期产生影响的渠道有多种多样，研究结果显示出，外部发生的冲击会带来很大影响。在货币政策方面，虽然仅仅知道政策改变还不会带来有意义的变化，但是从实际上改变了政策的家庭经济来看，却带来了与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不相上下的效应。如果想要用货币政策直接扭转通缩预期，重要的是尽可能在家庭经济方面做工作，以大胆而且易懂的形式实施该政策，以加深家庭经济对政策的理解，改变物价预期。
与堀先生的合作研究进而还对通缩预期给消费行为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仅限于赊欠住房贷款的家庭，通缩预期本身会使消费萎缩，并迟延购买耐久商品，通缩预期与担心失业相结合对消费产生不良影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米什金（Mishkin）教授的研究也显示出，在大萧条时期，由于金融资产额和负债余额的不同，对购买耐久商品和住房的影响也不同。
本文介绍的实证研究，只不过是弄清家庭经济中短期物价预期形成机制的一部分。内阁府目前正在通过实施《关于企业行为的问卷调查》等，收集企业的通胀预期的数据，但定量性测算本身比家庭经济更困难。不过幸运的是，上次出现通货紧缩局面以后，在日本通胀预期的数据也得到了完善和积累。今后应积极利用这些数据，在加深对物价预期形成机制的理解基础上推进政策的讨论。为了活跃宏观政策的讨论，制定“退出战略”，并从此次通货紧缩的状况中吸取教训而要不断努力。
2010年3月24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