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政府护理保险制度与护理费用的激增
围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讨论迎来了关键时期，政府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国民会议于7月29日批准了提出构建“21世纪（2015年）日本模式”的最终报告方案的“总论”。在这个总论中，包括了把费用负担的方式从年龄划分改为能力划分等内容，预定于8月6日左右完成整个最终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预定写进政府护理保险制度改革的方向。政府护理保险于2000年4月引进，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在这期间，护理费用（包括自己负担部分）从当初的4万亿日元增加了1倍，2011年达到8.4万亿日元。据政府推算，今后于 2025年度将膨胀至20万亿日元左右（相当于GDP的3—4%）。
护理费用之所以增加，是由于老龄化进一步严重，护理需求增加。不仅如此，家庭核心化的进展、单身家庭的增加也导致了家庭护理的供给下降，因此对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不能忽略。
以往讨论政策的前提
但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因为以往围绕护理保险制度的许多讨论，都默认了立足于下述3个假设。
第1个是代表性的个人（家庭收支）假设。不用说，日本老年人的情况在健康状况（包括精神健康和认知能力）、经济状况（收入、资产）、就业状况、家庭关系、与社会的联系等方面，个人差异很大。也就是说，没有一言以蔽之的老年人形象。但是在实际讨论政策时，却忽视了多样性，把老年人形象过于类型化、单纯化。
第2个是恒定性假设。老年人的情况因世代不同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工资曲线的上升形状，越年轻世代曲线坡度越平缓，估计从一生总收入来看，也是年轻世代较少。健康状况也有可能越年轻的世代越健康（或者越差）。然而以往的讨论前提是，在现在的年轻世代成为老年人时，与现在的老年人没有任何区别，即世代间不存在特征差异。
第3个是缺乏动机。为了减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价格提高多少比较合适？为了让老年人从医疗转移至护理服务，应向哪些人施加影响？以往对这些问题没有加以充分讨论。从根本上来说，以往疏忽了对每个人可以做出什么选择，选择的理由是什么进行认真思考的视点。
也就是说，以往设想的不是在现实世界中多种多样的个人（家庭）按照自己的意识进行选择，而是默认了被标准化的个人（家庭）像机械一样行动的非现实世界。恕我直言，这是因为法学思维方式比经济学思维方式更受重视，法学认为人们将按照政府的设想（即使是非现实的设想）行动，而经济学认为个人出于动机而改变选择或行动。
对护理保险的分析需要“世界标准”数据
不过，不得不采取这种研究方法也是有充分原因的，因为关于护理保险制度的实证分析非常贫乏。而且还因为日本没有能够充分经得起实证的“世界标准”成套数据。实际上，令人遗憾的是，在引进护理保险已经十几年的今天，使用具有丰富变量的大规模数据进行解析的论文依然只是少数。
尤其是在分析护理保险时，必须考虑正式护理（通过护理保险提供护理服务）和非正式护理（家人、亲戚等进行护理）的替代。为此，无论如何需要关于有无子女、居住地点（如果不住在附近就无法进行日常护理）等能否利用非正式护理的信息。实际上，有分析发现，子女与父母的联系频度、子女的居住地点因地区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Shimizutani，2013）。
有效利用JSTAR与今后的改革方向
要想使以往的政策讨论迅速产生效果，就需要明确考虑多样性、动机和非恒定性，使用“新研究方法”，针对个人选择分析护理保险制度。为此，必须具备收集了能够同时掌握个人多种侧面的丰富变量的大规模成套数据。而且，要想掌握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需要护理的过程，就需要具备跟踪同一个体的调查数据。
幸好，《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迄今完成了3次调查，从本年度开始将进行第4次调查。从7月1日起，迄今3次调查的数据可供全世界研究人员使用。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新研究方法”，在日本也终于正在逐步完备基础设施。笔者于7月中旬参加了兰德研究所举办的Harmonization Research Network Meeting（印度新德里），在会议上，与会各国也对JSTAR寄托了殷切的期望，并给予了大力协助。
今后，需要使用作为国际公共财产的JSTAR，以下述各项为中心，积累逐一证实改革方向的根据。
（1）与地区紧密结合型的服务果真能发挥作用吗？
（2）预防性护理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3）政府护理保险的范围是否需要修改？
（4）是否应进一步促进市场参与（尤其是护理设施）？
（5）地区间差距今后还会扩大吗？
笔者殷切期望尽可能多的人赞同上述宗旨，在日本的护理保险领域也推进“基于实证的政策规划方案”。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此外，关于本专栏文章的详细内容，请参阅 Satoshi Shimizutani (2013) "The Future of Long-term Care in Japan"（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3-E-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