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4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了第八届东盟(ASEAN)首脑会议、第六届东盟暨中日韩(ASEAN+3)首脑会议、东盟暨中日韩各国(ASEAN+1)首脑会议、中日韩首脑会议等一系列东亚领导人之间的峰会,在这些会议中,有关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有以下几点收获。
首先,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正式启动。双方于去年11月的峰会中就在十年内完成FTA谈判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签署了决定谈判框架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
第二,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构想取得了进展。在领导人的共同宣言中,以在十年中尽早实现合作(包括FTA)为目标,在明年的首脑峰会上将由高级职业官员的委员会提出关于此合作措施的框架方案。
第三,东亚FTA的构想得到承认。东亚研究小组对去年11月“东亚合作展望小组报告书”的提案进行了商讨之后,提交了新的报告,由经济官员就东亚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探讨,也正式达成了一致意见。
第四,在中日韩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朱熔基提出对中日韩FTA的可行性方案进行研究。然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则认为日本与中国的FTA是中长期的课题。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取得更多进展。
此外,该地区之外的美国,在柬埔寨一系列峰会召开之前,于10月26日在墨西哥的洛斯卡沃斯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之际,召开了美国与东盟的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推进与东盟诸国缔结FTA的意向及程序的《东盟行动计划(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在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是FTA空白地带的东北亚,目前各国与东盟(乃至其加盟国)间缔结FTA呈现出一种齐头并进的局面。
另外,12年前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论坛(EAEC)的构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后,东亚的地区构想一度成为一种禁忌,但在金融危机后,随着东盟+3峰会的召开,如今人们也开始谈论东亚共同体了,甚至探讨东亚的FTA问题。
然而,作为区内两大国的中日之间直接缔结FTA的议论却并不热烈。构想虽然是以地区整体为背景,但行动上终归还是国与国之间(乃至东盟+1)的事情。在整个东亚,随着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一方面各国间的向心力不断增强,而与此同时离心力也是根深蒂固的。
其中,在东北亚,日本与韩国一起率先开始探讨FTA并与新加坡成功地缔结了协定。但是在围绕东盟的“FTA竞争”中,日本却步了中国的后尘,再加上一直强调“高水平的FTA”的美国的参与,日本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就此对日本的批评是很严厉的。日本在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中到底能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首先让我们看看“FTA竞争”当事各方的情况。
越来越自信的中国
中国1991年才加入创立于1989年的APEC。加入后,中国一度反对“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直到1997年前后还对区内合作持消极态度。然而,从中美关系紧张的1999年夏天开始,中国开始努力强化与邻近各国的关系,以此作为其“多极化战略”的一环。此外,正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中国,眼看着1998年后在亚洲活跃起来的两国间FTA,感到自己参与策划的必要性。而且中国认识到,在消除地区内根深蒂固的“中国威胁论”方面,FTA是特许进入中国市场的有效手段。
于是,中国入世的目标一就绪,就在2000年11月提出研究与东盟间的FTA。初期通过下调关税向东盟展示扩大农产品进口的前景,以此来说服东盟诸国,并于次年即2001年努力与东盟达成了在十年内完成谈判的一致意向,以极快的速度准备好与东盟的FTA谈判。
另外,中国通过整合亚洲诸国以期形成能与欧美相抗衡的势力,对东亚地区整体的一体化也持积极的态度。然而,其脚步并非稳如磐石。
首先,中国加入WTO的时日尚浅,为了实施WTO的规则,正在广阔的国土上进行彻底的制度及其运用的改革。另外,由于中国仍有许多竞争力低下的国营企业,并不准备立即取消对日本制造业的关税。中国政府中从事中国与东盟间FTA研究的相关人士曾坦率地说“因为中国在与东盟的竞争中有获胜的自信心,所以可以提出FTA的方案,而与日本则尚未达到这一步。”
而日本由于无法大胆地实行贸易自由化,使中国可以安心地倡导中日韩FTA和东亚FTA。而且,中国也有自信即使日本的国内经济复苏,能够放弃对农业的保护政策的一天真正来到,自己的竞争力会比现在提高许多。
东盟的困境、美国的回归
直到90年代中期一直在构想着东亚区域合作的东盟,由于金融危机使其向心力一度减弱。原先对东盟地区内经济一体化进展迟缓心怀不满的新加坡转而单独与新西兰及日本展开了FTA谈判。新加坡的单独行动刺激了其他东盟国家,泰国、菲律宾也开始寻求与东盟以外的国家缔结国与国之间的FTA。日本与新加坡的经济合作协定的进展也刺激了中国。
中国开始热衷于推进与东盟的FTA,东盟为了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也期待着与日本、印度、美国缔结FTA。新加坡的贸工部部长杨荣文9月在文莱召开的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若与中国能在十年内完成FTA谈判,与日本则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催促日本加快协调的速度。
然而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东盟(各国或全体)与区域外国家的FTA商谈变得越来越活跃的同时,东盟区域内一体化的进展却未必顺利。由于马来西亚的汽车关税和菲律宾的石油化工关税难以取销,再加上各国间标准的差异以及效率低下的海关手续,使东盟内部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与区域外国家推进FTA,则东盟作为国家联盟有丧失谈判能力的危险。
东亚地区合作的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对亚政策兴趣的消长所左右。美国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一直担心日本的经济实力,强烈反对EAEC构想,准备通过强化APEC的框架使其成为推进亚洲贸易自由化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美国在1994年促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生效,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构想,使APEC成员意识到美洲及美洲之外成员的非对称性。
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取的传统的紧缩政策加深了经济危机,与对中南美洲国家不同,美国对亚洲国家实施援助的消极态度,使亚洲各国间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产生强烈的反感。在APEC中,美国仍固执于自己感兴趣的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倡议(EVSL),并不讨论针对金融危机应采取的对策,导致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各国丧失对APEC的兴趣。同时,金融危机也使亚洲市场的魅力骤减,美国对亚洲的兴趣也趋向低潮。在此环境下,与EAEC不同,东盟+3峰会在没有遇到美国很大的阻力下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而美国则将自己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上。
然而,在与中国的入世谈判结束后,美国再次试图插足到亚洲国与国之间FTA的进展中来。2001年秋,在克林顿政权执政的最后时期,美国突然决定与新加坡开始FTA谈判,这标志着美国的卷土重来。进而,在看到了中国的积极反应之后,发表了东盟行动计划。
作为“太平洋国家”的美国,就东亚问题虽然不具备经常保持与地区内各国等同的政策资源,却又想对在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加以牵制。
未来会在竞争中以多层次的方式展开
如上所述,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着中国对WTO的适应,东盟的地区内一体化等课题,而且,对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东盟也有忧虑,因此有必要分清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实际情况的FTA是可行的。但是日本必须估计到最快的进展,才能拟定对东盟的政策。此外,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大概也会依次缔结FTA。
在东亚,国与国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都在起作用,今后并不会一下子推进东亚各国的一体化,而是以诸如两国间缔结FTA等形式在亚洲的区域内外同时并行地缔结协定。而且,两国之间、地区、全球等各个层次之间也相互影响,竞争性的、多层次的合作模式将会持续下去。作为东亚一体化的单位,东盟+3的框架正在固定下来,但同时也存在扩大其成员的可能性,如果成员不能灵活地加以扩大,也会有出现其它论坛的可能性。
日本要走自己的路
如上所述,人们对日本在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中应对迟缓的批评极为严厉,那么日本该做些什么呢?
确实在日本,由于国内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再加上保护主义势力的抵抗,无法实行大胆的贸易自由化。然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日本正一步一步稳健地推进着FTA的谈判。首先从几乎没有农产品出口的新加坡开始,其次开始了与墨西哥的谈判(墨西哥农产品占对日出口的两成,却由于与NAFTA及欧盟的FTA使日本的出口受到关税歧视,因此与墨西哥的FTA对日本来说明显有利可图),然后又将与在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很高的地缘政治利益的韩国开始谈判,如上所述,日本慎重地选择对象国,努力提高成功的几率。
相对而言,比较有把握的改革成功经验为陷入困境的改革打开了通道。日本有必要通过切实的努力,使关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讨论变得成熟起来。对日本来说,不好好准备就加入“FTA竞争”,使所做的努力废于一旦实在是得不偿失的。而且,对每一个已经决定的FTA谈判,通过对特定对象国的集中研究,倾全力制定出将来可以用作与其他国家谈判时采用的规则。这对于不急于与亚洲多数国家展开FTA谈判的日本来说,起码在提高未来的谈判能力上是很重要的。
另外,FTA本来不应成为一个目的,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手段。对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目前,较之于强制推进自由化的FTA,特惠关税和开发援助的组合或许是一条发展的捷径。应该竞争的不是缔结FTA的速度,而是如何密切与对象国的经济关系,在积累政治资源的同时,所采取的有效政策(不仅仅限于FTA)的内容。日本并不是与中国在同一水准上展开竞争。即便不采取FTA的形式,作为地区内先进国家的日本也肯定会被迫开放市场,包括开放效率低下部门的市场。
同时,日本也不能怠慢。这是由于,日本既要强调与中国的“FTA竞争”,又要考虑到东盟对日本的期待,同时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经济不断发展,与日本的竞争领域不断增加,从而致使日本为自己经济结构的成熟化,重新获得活力所剩的时间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国内经济,目前还不能为了FTA而不顾现实。确实,如果日本的经济不强大,则对外谈判的能力和克服保护主义的能力就会减弱。然而,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而无法期待内需的迅速增加,是否能分享发展中的亚洲所带来的新机遇就会左右日本的未来。日本在为有竞争力的日本企业寻求更为自由的海外发展环境的同时,必须将竞争机制引入效率低下的部门以提高生产率,同时创造能够吸引海外人才和资本的创业环境,从而活跃国内的技术创新。与亚洲的经济统一体化是日本经济结构改革的一环,必须与金融部门、宏观经济对策一起推进。
另外,关于与中国的FTA,虽然有观点认为因为存在农业自由化问题而无法推进,但在WTO的基础上也允许某种程度的特例,所以通过谈判是可以解决的。勿宁说,促使两国人民强化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才是十分必要的。我衷心希望日本在致力于与亚洲各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尽早从政治上提高改革的力度,为亚洲的繁荣和稳定,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2002年11月29日《时事最高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