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该坚定参加东亚经济联合的决心

　　今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正式名称为日本新加坡经济合作协定),对日本来说,是第一次与另一个国家签订这类自由贸易协定,它为今后加强与其他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自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论坛”(EAEC)的设想以来, 笔者一直在通产省(目前的经济产业省)从事围绕着东亚论坛(地区性框架)的工作。1989年创设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把亚洲在安全保障和经济上赖以依靠的美国作为成员国包括在内。而另一方面, “东亚经济论坛”则没有接纳美国,它选择了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不同的途径。

　　由于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东盟各国成员国之间争夺主导权的缘故,这一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日本对这一问题并没有采取明朗的态度。当时,“只有亚洲国家参加的会议是对日美同盟的蔑视,会导致二战前那种将国家引入歧途、应该加以忌讳的亚洲主义”的论调占了上风。其后,谈论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论坛成了一种“禁忌”。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形势发生了变化。

　　危机的蔓延使各国都意识到了亚洲经济相互依存的重要和共同的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统的紧缩措施加深了经济危机,美国采取了和中南美情况不同的做法,对两国家间的援助持消极态度,这导致了各国的反感。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没有议论克服金融危机的措施,使深受危机之苦的各成员国对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关心程度大为下降。

　　1997年末,东盟+3(日本、中国、韩国)首次在马来西亚召开了首脑会议。其后,日本和韩国等东北亚各国改变政策,将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积极的地区外交,使东亚框架的讨论变得活跃起来了。

　　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日本的忌讳,美国政府也不再表示反对了。这是在10年前难以想像的变化。

　　然而,究竟东亚经济一体化是否能够实现,关键还在于今后的发展如何。笔者希望东亚这一框架作为多层次国际关系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而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笔者还坚信,不参与到东亚经济增长的机遇之中,日本的未来就不会有希望。正因为如此,必须正视东亚的现实并从长计议,致力于逐个解决内外障碍,同时具备坚强的决心以支撑这方面的努力。

　　为了将与新加坡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作为起点,积极地参与建立东亚秩序，日本应该采取怎样的姿态呢?本稿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指出所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向,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各种设想之间的竞争,始于20世纪80 年代。当时有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经济论坛、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各种设想。除了以东盟现存的经济合作为基础而定位不同的东盟自由贸易区之外,真正付诸实施的只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美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由于东盟担心激剧的自由化而加以反对,因此没有得以实现。同时,这也被认为是美国在安全保障的同时,在经济上建立“轮毂和轮辐”的地区秩序的前兆。针对这一设想,产生了处于“轮辐”端头的各国也能够平等参加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设想。

　　第二个阶段开始于克林顿政府执政的1993年，它确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克服了东盟各国的反对,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1994年的首脑会议上,提出了“茂物宣言”,规定发达国家最迟在2010年、发展中国家最迟在2020年之前实现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另一方面,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所期待的经济合作的定位很低。与此同时,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确定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为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各成员国开始意识到美洲和美洲以外地区的非对称性。

　　以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开始了第三个阶段。在这阶段,东亚论坛不再成为忌讳。不仅如此,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在日本、韩国等东北亚地区也被认为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政策。

　　1998年秋季,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为契机,开始对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进行探讨。同年11月,韩国明确地提出了推行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新加坡接受新西兰的建议,决定独自着手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1999年秋季,新加坡向日本提出了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约1年后,双方同意开始谈判。美国也和新加坡开始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墨西哥、智利等国和东亚各国之间也在探讨自由贸易协定问题。

　　正在进行加入世贸谈判的中国对亚洲两国间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动向似乎感到不安。在准备加入世贸之际,中国于2000年11月建议和东盟开展关于自由贸易协定的探讨。翌年11月,提出了10年之内结束谈判,与东盟达成了协议。

　　经过这样一番过程,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从中美关系紧张的1999年夏季开始,作为“多元化战略”的一个环节, 中国开始致力于加强与各邻国间的关系。以东盟为首的各个邻国存在着中国威胁论。中国开始认识到,通过有效地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率先降低关税，为各个邻国提供进入市场的机会,能够减轻威胁感。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向,对地区内外形成了一种刺激。围绕着东盟,日本的综合经济合作设想、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談判、美国泰国贸易投资框架、美国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泰国自由贸易协定等各种尝试都纷纷出台。日本和韩国于今年3月达成协议,正式探讨自由贸易协定。香港探讨对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台湾试探与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除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地区性的“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也被提到了东盟+3的首脑会议上,今年的首脑会议上将就此加以讨论。但是,两国之间的动向更为活跃。这是因为在这一地区有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股力量在起作用的缘故。

　　首先,向心力指的是亚洲国家意识到了不能因为欧美的地区性联合的进展而遭淘汰。第二,诸如贸易纠纷时的单方面措施、金融危机时采取的相应措施等,针对美国时而令人难以容忍的做法,亚洲是否能够团结一致进行抗衡的问题。第三,东亚各国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不断深化,作为这一事实的反映,企业在频繁地进行贸易时希望降低各种贸易成本的实际需要。关贸协定和世贸组织的体制,对降低发达国家的关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发展中国家降低关税则是今后的事情了。不仅如此,在制定与国内规定有关的制度方面,拥有一百几十个成员国的世贸组织也无法针对技术和业务上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

　　另一方面,东亚也有离心力在起作用。第一,该地区内的大国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关系,而且地区内各国的发展程度、政治体制和外交态势各不相同。第二,亚洲各国在安全保障和经济两方面对美国的依存度都很高,他们不能够疏远美国。第三,亚洲各国对欧盟那样严格的制度化持怀疑态度。

　　在向心力和离心力双方发生作用的情况下,今后将不是一气呵成地形成统率东亚各国的联合体,而可能是在亚洲地区内外采取同时并进的方式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就不同于第一阶段,两国之间、地区、全世界各个层面相互影响、竞争性的多层次合作将持续下去。这是各种组织同时并存和探索符合地区现实情况的框架的过程,比起急于“打造”将来的形象,它能够从可行之处加深相互依存关系和相互信任关系,促使各国的利益向共同点靠拢,笔者认为这样的方式比较好。对日本来说,也不要将作为亚洲的成员扎根于亚洲一事和日美关系对立起来,而应该将此看作建立起成熟的国际关系的重要途径。

　　在实际推行东亚经济一体化时,必须解决以下几个课题。

　　首先，自由化在政治上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领域。世贸组织认可作为非歧视性原则之例外的自由贸易协定，其条件是以“实际上所有的贸易”为对象。具体标准并不清楚,但从欧盟等的行情来看为90%。

　　东亚各国分别面临着在农业和服务行业方面难以实行自由化的问题。不仅如此,以往工业发达国家的基础产业(例如纺织和材料),也出现过迟迟未能进行结构调整、难以实行自由化的问题。发达国家难于实行自由化的领域,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产业,因此如果发达国家不克服政治上的困难,致力于自由化,则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地区性一体化就难以实现。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问题。发展中国家为了通过全球化带来的恩惠发展经济,就必须具备能够赚取外汇的产业。在推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一体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同时,还应该在制度设计、基础设施的完善、官方和民间的人才培养事业等方面提供支援,以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吸引投资、扶植产业、享受自由化的恩惠。

　　第三,对日本的领导能力缺乏信心。日本在二次大战后,遵从冷战结构下美国的世界战略,埋头于经济复兴,而没有和相邻的各国进行充分的交往。对于历史问题,受害者一方未必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漠。在隔阂没有消除之际,记忆就传给了下一代。不仅如此,冷战结束后,民主化和言论自由得到普及,英特网在瞬间就能够传播各国的动向并轻而易举地提供开展讨论的场所,历史问题成了国民感情方面的新的压力。此外,在东亚地区内，力量的平衡发生急剧变化之际,日中两国若不能够克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就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东亚框架。

　　所谓地区一体化行为,指的是选择合作伙伴缔结特殊的关系。与只要满足客观条件就可以参加的世贸组织那样全球性的框架不同,它是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

　　日本在长期的经济萧条中,令人感到其经济大国形象日趋衰弱,但日本至今依然是占东亚经济三分之二的经济大国。是否能够解决上述每一个课题,其关键都在于日本的态度如何。而日本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发展的亚洲所带来的新机遇。企业可以在邻近各国建立生产基地,有效地利用当地丰富的年轻人才并在日本国内集中精力开展附加价值高的活动,以此来提高竞争力。消费者能够享受低价格的恩惠。向日本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富裕起来之后,能够成长为对日本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日本的战后经济结构是所谓的“双重结构”：一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带动着经济的发展,而通过各种手段向那些为数众多的受保护的部门进行财富再分配。在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具有竞争力的部门得到了发展,通过财富的分配,提高了国民的消费水平,刺激了消费,由此能够期待产生良性的循环。再分配时对由低效率部门所产生的损失也不太介意。然而,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具有竞争力的经营资源,跨越了组织界限和国境,流向能够使自己取得最大价值的地方。今后,日本的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内需求的扩大也有限度。尽管双重结构已经难以维持,但是低效率的产业留在日本国内继续寻求保护和补贴,它们会成为妨碍经济结构改革的阻力。

　　从本质上来看,这样的双重结构对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联合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在面向亚洲经济一体化政策方面所作的努力,会促进日本在难以实行自由化的领域里采取措施,从而增强日本经济的活力。不仅如此,如果人和信息的交流得到扩大的话,则估计会有更大的压力要求日本消除邻近各国依然持有的不信任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要求日本明确地提出其国家战略和打算在亚洲所起的作用。日本可以通过取得近邻各国的信任而提高其外交方面的交涉能力,为地区的稳定作出贡献。

　　许多日本国民似乎开始感觉到：“这个国家不能够无止境地为那些低效率的领域支付保护费了”。而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里,目前的情况是政党之间的区别并不意味着政策上的不同,日本难以作出果断的决定,强有力地推行重大的政策转变。

　　但是,“在政界围绕着政策进行重组之前不会有任何进展”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努力。即使不是重大的方向转变,也可先从问题较少的地方逐步实行自由化,而把改变制度的工作作为挑战留给年轻的一代。即使对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因为这是儿孙们将来的问题,所以也就可能比较容易接受吧。

　　日本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而实现的。新加坡较少拥有日本难以实行自由化的出口产品,而且这个国家还让人们切身体验到它把不断地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事业环境视为“国家的生命线”。为了使首次案例取得成功,新加坡是很关键的合作伙伴。

　　人们曾经提到了难以实行自由化的产品较少这一点,把日本和新加坡缔结的协定批评为维持现状的协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日本在石油化工和纺织等制造业难以实行自由化的领域里取消了关税,也根本没有把被视为圣地的农业等作为例外,而同意对若干产品取消关税,比世贸所认可的程度更进了一步。日本摆脱了将特定领域完全视为圣地而不作任何讨论的做法,而对每一种产品可以在什么程度上实行自由化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会有一些产品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难以实行自由化,但是像日本这样,把特定领域完全视为圣地而不再进行任何讨论,由此给外界造成了超出实际情况的闭关自守的印象而蒙受了损失,世界上可能没有第二个这样的国家了。而对每一种产品进行具体的讨论,就易于使人理解政策的合理性并更具有说服力。

　　继新加坡之后正式探讨有可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是墨西哥。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盟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可以免税向墨西哥出口各种产品和材料,唯有日本必须为其出口产品支付10%至20%的关税。无论怎么说,远离日本且气候也不同的墨西哥的产品,对日本来说是补充性的而非竞争性的。因此期待着能够成功地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作为正式有可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三个贸易伙伴国是韩国。韩国是最靠近日本的邻国,而且也是美国的盟国,它也是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的成员国,和日本有许多共同利益。日韩双方都具有以这共同利益为着眼点,克服历史隔阂的愿望。可能是因为发展阶段比较接近的缘故吧,政治上难以实行自由化的产品也很相似,相互之间的威胁感小得出乎意料。

　　在目前的阶段尚不知道能否和这些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但至少应该想方设法地做到慎重地选择对象,提高成功的概率。实现的可能性较大的改革一旦取得成功,可以改变周围的期待并为更艰难的改革开辟道路。

　　日本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设计思想是这样的：首先针对两国在贸易方面存在哪些具体的障碍,企业是如何考虑降低交易成本等情况进行调查,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案。我们通过实际感受,了解谈判对方国家在政策上的成功案例、课题、该国家的希望以及对日本和亚洲的认识程度等。不仅是协定本身,而且签订协定的过程都成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宝贵财富。

　　这样的作业方式不同于来自外界的压力,从主动地和谈判对方国家决定内容这一点上来说,这是根据自我决定进行的改革。笔者希望,通过促进日本的改革和与亚洲各国缔结协定的过程,日本能够为亚洲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作用。

　　自从提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设想以来,美国的参加与否成了它判断亚洲框架的标准。凡美国不参加的,例如东盟+3,都受到了美国的排斥。但是美国的态度也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至少布什政府不再从外界对亚洲的努力进行批判和干预,而是亲自主动地设法参与。这种变化可能是一种战术措施,因为美国意识到了尽管它反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但东盟+3还是获得了成功。一部分原因也归结于亚洲的一体化。由于日本的经济萧条和美国的经济复兴而不再构成威胁这一点。然而,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支持东亚进一步走向成熟和联合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而不管美国是否参加为此所需的框架。

　　第一,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要依靠亚洲的活力。日本经济和世界经济一起,对美国为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所作的努力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鼓励日本面对亚洲的竞争重整旗鼓,不懈地进行结构改革并将亚洲的竞争转化为机遇,这对美国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相互依存意味着能够从对方国家的繁荣中获得利益,使对方国家的存在变得易于预测和更为可靠。这将缓和紧张关系并减轻美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负担。东亚已经开展了各种接触和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如果能够建立起经济一体化的框架,则不仅物资和资金,而且人员、服务、信息(包括思想和文化在内)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增加,这样的动向有可能加速发展。如果贫困国家能够顺利地进行联合,这将有助于政治上的稳定,防止产生新的恐怖主义。

　　第三,如果日本能够取得亚洲各国的信任而存在的话,这也能够提高其作为美国盟国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伞下顶住了来自邻国的压力。在没有美国参加的纯粹的地区性框架中,日本不得不正视在战后历史中被长期搁置起来的问题。日本在致力于亚洲地区一体化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和亚洲各国紧密地结合从而取得邻国的信任,则对美国来说, 它可能成为更有价值的同盟国。要承认日本在亚洲的领导能力,可能并不在于减少美国的影响力,而在于提高美国同盟国网络的有效性。

　　美国的策略是在为亚洲作贡献的同时为自己谋取利益。

　　第一,全球性的领导能力。世贸新一轮谈判的成功、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言权的增强等,为了使亚洲切实加入全球性的框架,强化这些框架极为重要。

　　第二,进一步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此外,美国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有效地促进亚洲的经济一体化。

　　第三,曾经为欧洲的和解和联合提供援助的美国,难道不能够在亚洲也发挥类似的作用吗?例如,可考虑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组成部分――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东盟一体化提供推进力。不仅如此,还期待美国发出始终一贯的信息,促使日本进一步自立,成为能够承担责任的同盟国,并同时取得邻国的信任。

　　日本应该堂堂正正地表明能够做到上述对美国有益的事情并付诸实施。这有助于日本取得美国和其他亚洲各国的信任。

　　对东亚论坛没有得到美国以及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祝福一事,笔者颇感震惊,至今已有十余年了。如今,东亚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走向制度性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日益高涨。笔者在为此感到高兴之际,也不得不正视日本所面临的沉重课题。我们希望日本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取回战后被遗忘的东西,恢复作为国家和作为社会应有的平衡。这是因为如果日本在世界,特别是亚洲各国期待着它作出贡献的时候着手进行挑战的话,则意味着日本终于完成20世纪的任务,站到面向未来的出发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