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算重建财政的“成本”

　　人们正在热议增加消费税和提高领取年金年龄等问题，伴随重建财政的阵痛越来越现实地摆在了人面前。另一方面，看到源于希腊的欧洲危机，不难想像重建财政失败时，经济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在讨论日本重建财政时，需要设想这些问题在经济福利上的成本，即对整个社会的满足度产生的不良影响。需要对重建财政即增税和削减年度支出造成的生活水平下降和财政破产时国民生活的混乱进行比较衡量。

◆◆◆

　　最近，关于前者的重建财政伴随的经济福利成本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如果实施增税、削减年度支出，居民消费和投资将受到抑制。在考虑这种民间部门的反应的同时，考察经济福利上的成本时，可以运用被称为DSGE的新古典派一般均衡模型（参见关键词解释）进行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Gary Hansen教授和南加州大学的Selahattin Imrohoroglu教授使用这个模型，论述了日本经济，对伴随重建财政的经济福利成本进行了模拟分析（论文为草稿）。

　　据两位教授的研究，要想利用增加消费税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参见关键词解释），需要把消费税从现在的5%增加到35%，其经济福利上的成本等同于居民消费永久性减少1.5%。研究还表明，增加消费税比增加所得税对重建财政更有利。

　　进而，美国亚特兰大联邦银行的R. Anton Braun先生和南加州大学的Douglas Joines教授使用工作期和退休期这种不同类型年龄层的年龄层复合模型，进行分析。分析显示，要想实现财政的可持续性，需要在2017年把消费税提高至33%（草稿）。

　　从对提高消费税本身有强烈过敏反应的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些研究分析提出的30%以上的消费税税率是无法想像的严峻数字。要想压缩税率的增幅，就需要大幅度削减年度支出，这恐怕也会伴随与增加消费税同样程度的政治难题。

　　如上所述，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财政进行分析，可以定量性显示重建财政（增税）造成的经济福利成本。但是，无法知道"财政破产"会造成多少经济福利成本。这是因为这些模型本来就假设不发生财政破产。也就是说，模型假设当政府债务一旦达到某个上限时，就自动进行增税。

◆◆◆

　　不过在现实中，即使政府债务激增也有可能无法增税或削减年度支出。这时，最终恐怕不得不由中央银行来购买国债。可以认为，所谓财政破产就是指这种状况。

　　上个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教授和美国宾夕法尼亚洲立大学的尼尔•沃雷斯教授在1981年的论文中从理论上表明，如果政府财政持续涣散，央行被迫大量购买国债，就会发生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就是说，央行购买国债的结果，货币发行量增加，物价就会上涨。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John Cochrane教授也在2010年的论文中批评了雷曼危机后美国的财政扩张政策，认为如果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将会引起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两篇论文虽然理论框架不同，但是在财政破产会带来大幅度通货膨胀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由于通货膨胀，家庭经济的金融资产价值缩水，政府债务的实际负担减轻。结果，与大幅度增加消费税一样，使收入从家庭向政府转移。从这一观点来看，财政破产与重建财政相同，即使推迟重建财政，收入也照样向政府转移。不过，这等于收入从持有国债和金融资产的家庭向其他家庭转移，因此仅此情况还不能说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在这里必须考虑到，经济活动会由于大幅度通货膨胀而扭曲。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测算由于财政破产发生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福利产生的不良影响。然而，对于高通胀的成本的定量性评估，在研究人员之间还没有得到共识。这是因为，就发达国家而言，低通胀已成为前提，没有设想财政破产引起大幅度通货膨胀的情况。

　　也有以中南美各国为设想的高通胀经济模型，在这种模型中，暂时假设通货膨胀率上升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成本，设定了损失函数。美国马里兰大学的Guillermo Calvo教授1988年的论文就是一例。

　　除了通货膨胀，财政破产的成本会引发像现在欧洲危机那样的银行动荡，这一点也不容忽视。在财政破产时，国债价格随着通货膨胀跌落，使持有国债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遭到损害。结果，就会发生惜贷和挤兑等，导致经济活动大幅度收缩。开发具有这种性质的经济模型是今年后的课题。

　　总之，不弄清财政破产会造成多少经济成本，主张应为避免财政破产而增税的意见就缺乏说服力。假设财政破产的成本小于增税的成本，就可以得出不重建财政，导致财政破产更好的结论。

◆◆◆

　　以往针对日本和美国财政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封闭经济模型进行思考，很少考察财政问题通过汇率给贸易和国际资本移动带来的影响。一般来说，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联动。另一方面，由于财政破产会导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因此，当财政破产临近时，货币通常会贬值。继而一旦财政破产导致货币贬值，出口就会增加，使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然而日本的财政问题与汇率的关系比较特殊。

　　现在由于日元升值，出口型企业经营受阻，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政府债务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最糟糕的水平，并且还在继续增加。现在的财政明显无法持续，最终导致大幅度通货膨胀和日元贬值的风险很大。目前日元升值创历史新高，而将来日元大幅度贬值的风险却很大，这正是日本财政问题和汇率关系的特殊之处。

　　针对这种状况，应在政策上考虑缓和从日元升值向日元贬值急剧动荡的风险。详细内容请参看笔者与一桥大学小黑一正副教授的合著（将于近期出版）。简单地说，如果日本政府部门大量增售以日元结算的债券，并购进同额的对外资产（以外币结算的资产），则可以期待缓和现在日元升值和将来日元贬值两方面的政策效果。这一政策在资产负债表方面，与"抛售日元购进外汇"的干预汇率相同，可以朝纠正现在日元升值的方向发生作用。而且，现在增持政府部门的对外资产，在将来日元贬值时，政府可以获得汇率差额利益，改善财政。这样就可以缓和将来的日元贬值风险。

　　上个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岩田一政理事长提出建议，由政府的国家战略会议设立50万亿日元规模的购买外汇基金。也许我们需要积累这种集思广益，构建防备财政破产和有关汇率的新政策框架。

• [新古典派一般均衡模型]
  　　要想正确地分析重建财政的成本和效益，就必须了解作为对政府改变政策的反应，家庭经济和企业会如何改变行为。原有的宏观经济模型（凯恩斯模型）假定家庭经济和企业对于政策变化并不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新古典派一般均衡模型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在描述每个经济主体行为变化的同时，明确显示这些行为变化对宏观变量（消费、就业、投资等）产生什么影响。金融当局等经常使用这个模型来分析政策效果。
• [财政的可持续性]
  　　从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来看，政府债务在将来不会无限地扩展，就被称为可持续财政。如果名义经济增长率低于名义利率，持续出现财政赤字，就成为不可持续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