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制造业中的不续签派遣员工的合同或在合同到期之前提前中止合同的情况愈演愈烈。根据厚生劳动省的估计，到春季失业的派遣员工将至少达到8.5万人，占2008年11月6650万总劳动人口的0.13%，这一数字本身并不很大。但是，失业的派遣员工陷入包括失去住房在内的消费水平严重降低的境况，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呢？本文将在理清问题所在的基础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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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就业的非正式化的原因。非正式雇用分为派遣员工、承包工、直接雇用的临时工和期限工等种种就业方式，但这些就业形式在无法得到长期就业保障方面都是一样的。从长期来看，非正式员工占全体劳动者的比率有增加的倾向，但1999年派遣劳动的对象职业的扩大，04年制造业派遣的解禁以及将派遣劳动期由1年放宽到3年，在这些年份并没有出现非正式员工比率急速跃升的现象（参看下图）。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长期的倾向呢？普林斯顿大学的法博教授假定日美企业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影响，面临着未来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在美国由于解雇普通员工（正式员工）比较容易，任何年龄层的普通员工的平均工龄都比以前缩短了，而在难以解雇普通员工的日本，则采取岗位调配、调职、雇用非正式员工等方式来应对不确定性。
虽然日美企业面临着同样的经济环境，而由于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和制度，所以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调整。总之如果不弄清这一长期趋势背后的机制，即使采取法律上禁止派遣劳动的对策，也只会使派遣员工转变为承包工、临时工和期限工，并不能消除雇用本身的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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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雇用的不稳定为前提考虑政策性应对会怎样呢？这时就必须将收入的变化与消费的变化分成两个问题来讨论。失业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导致消费水平的下滑，此次派遣问题的严重性也以失业者失去作为消费基础的住房的形式而清楚地显现出来。
但是，收入的下降并不一定直接关系到消费的下降。在个人层面上，可以选择通过取出储蓄、借贷等方式来维持消费水平，也可以在家庭内部设法筹措。如果家庭全体成员的收入都放在一起，即使其中某个人失业，全体家庭成员都降低一点消费就可以度过难关。进而通过民间的保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使收入的变动不影响消费的变动，这种风险分担机制也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效用。
实际上，大阪大学的小原美纪副教授、大竹文雄教授与一桥大学的斋藤诚教授进行的一系列的研究表明，在日本家庭收入的变动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消费的变动，虽然不是全部，但收入减少的劳动者自己与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分担了风险。另一方面，阪神大地震所导致的收入锐减却没有被完全吸收，这导致了消费水平大幅度变化。
此次就业危机的程度很有可能一样严重，对没有被纳入风险分担框架的人群，特别是被社会保障制度疏漏的人群进行重点援助应该是政策的基础。那么具体来说可以采取怎样的处理方法呢？
首先看一看作为短期政策的工作分摊方案。这一方案成功的前提是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同时也减少工资，从而使单位时间的工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如果每个劳动者有固定费用的部分，那么这部分如果不高于工资减少的比率，就无法将工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工资下调是否能够得到劳动者的认可是要点所在，根据笔者与大阪大学大竹文雄教授的研究，甚至在2000年的通货紧缩期，工资降低都使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大幅度降低。知道这一点的企业会避免下调工资，工作分摊的做法有可能无法得到推广。这种倾向在全世界也有报告，兰德研究所的Kapteyn研究员等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成员国41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果是，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导致单位时间工资的提高，最终并不能增加就业。为了使工作分摊的做法取得成功，最关键的要看是否能够在得到一般劳动者的理解与接受的基础上形成妥协，从而不使员工的劳动积极性降低。
接下来看一看迅速创造就业就会的业务，真正的目标是向被保障体系疏漏的人群转移收入。假如向今年春天估计将达到8.5万人的失业者每月转移10万日元的收入，一年也只不过1000多亿日元的规模。
为了化解单纯的收入转移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以及不公平感，必须创造出不会替代民间经济活动的政府性工作，已经有很多地方政府设立了临时职员的短期就业方案，可以作为参考。但是，这最终也只能是一种紧急避难性的措施，必须与通常促进向就业转移的职业介绍、职业商谈、中长期的就业政策相互配合。
中长期的对策是扩大职业培训。根据OECD的统计，06年职业培训的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日本是0.04%，低于法国的0.29%和德国的0.33%。另一方面，美国是0.05%、英国是0.02%，日本与这些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应注意的是，美国的数值是严格政策评价的结果，是计划被缩小并呈下降趋势的结果。
东京大学市村英彦教授等使用培训参加者与未参加者的就业情况和收入的变迁，开发出了推算政府职业培训的就业促进效果和收益率等的国际标准。使用这一方法对政府职业培训带来的效益与人均训练费用进行精确的分析，在与其他政策的费效比相比较的基础上，讨论政策的是非十分必要。
由于职业培训的收益率依赖于接受培训者的灵活性以及受训后的就业时间，所以不同年龄层会有较大差距。对于中老年人，使用可返还的劳动所得税额减免等来进行实质的工资补助，有可能成为更有效的解决“穷忙”问题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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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考虑一下扩大雇用保险的适用范围。现在参加雇用保险的条件是每周工作20个小时以上，并且要持续工作1年以上，这里的“1年”将放宽到“6个月”。这会导致分担风险的范围扩大，如果放宽的话，预计运营事务会很繁杂，因此有必要引进社会保障号码等方式严格地保存记录，努力使其成为方便使用的制度。
另外，正如东京大学的玄田有史教授已经指出的那样，也可以采取用解雇可能性低的正式员工的保险费来支付被解雇的可能性高的非正式员工的失业补助这样一种实质上的收入转移。通过这个办法，有可能提高那些提供不稳定就业机会企业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劳动者。采用根据每个企业实际解雇员工的情况来确定保险费率的制度也是应对方法之一。
保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本来就具备缓和经济冲击的调整功能。政府的就业政策应该以完善制度为中心，救济那些疏漏于社会保障框架之外的人群，同时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充分的作用。目前经济不景气带来的冲击虽然很严重，在此希望能出现更多的切合实际的讨论。
2009年1月21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