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全球化与学术研究的动向
回顾2016年，有许多关于反全球化的讨论。贸易自由化促进全球化和移民问题作为收入差距扩大和失业问题的元凶首当其冲，从英国退出欧盟、美国总统大选等可以看出，民意逐渐向保守主义转变。而另一方面，国家整体上从全球化获益良多。全球化的利好也在学术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到证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日本也开始调整促进对内直接投资的政策和缔结TPP等自由贸易协定。
经济产业研究所为循证决策开展学术研究，迄今在国际贸易项目和地方经济项目中研究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在2015年3月与经济产业省共同举办的《对内直接投资的效果和促进——为实现经济增长》研讨会上，讨论了通过对内直接投资传播优秀技术和新技能、促进创新和技术集聚的高附加值化。其后2016年3月，地方经济项目举办了题为《企业间网络研究的最前线——超越地理障碍的"连接力"》的政策研讨会，从企业间网络的观点讨论了降低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地理障碍的效果。
在学术研究动向方面，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显示了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和规模经济与基于多样性取向的产业内贸易机制，而新新贸易理论构建了综合考虑企业异质性的贸易模型，显示了企业的新陈代谢、生产率上升、差距扩大的机制。在这些模型中，贸易壁垒越少，资源分配就越高效，经济整体的福利就越高。享受这种贸易的利好，通过再分配功能解决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路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应如何实施再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但笔者在这里想介绍一下在前述研讨会上讨论过的关于贸易利好的另一个视角。
组织间网络的视角
新新贸易理论关注每个企业的生产率的区别，更接近实际情况，但没有考虑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不过，企业活动是建立在复杂交错的组织间网络之上的，一旦这些关系出现断层，就无法从事生产活动。现在生产网络已经扩展到全球，局部地区的危机会扩散到全世界。反过来看，这种全球网络风险的存在意味着这些企业平时享受着许多利好。
企业间的交易当然需要有对方存在。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可选择的交易对象增加，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对象进行交易。Bernard、Moxnes and Saito（2015）发现，由于地理上的壁垒降低，构建企业间网络的成本下降，企业提高了业绩，而且企业业绩的变化通过网络向外波及，并具有使危机增幅的功能（Carvalho、Nirei Saito and Tahbbaz-Salehi（2016））。也就是说，贸易的利好不仅惠及从事直接贸易的企业，而且间接地影响到交易对象。从事直接贸易的企业虽然是少数，但参与间接贸易的企业非常多，在不经意中许多企业都从贸易中得到了好处。下图显示了直接出口、通过批发业间接出口、通过制造业间接出口的制造业企业数的比例及其员工人数的比例（注1），由此可知许多企业都参与了贸易。
全球化的好处并不止于生产网络，在知识生产活动方面组织间网络也非常重要。Schumpeter的一系列研究指出，不同知识的结合是引发重大创新的重要因素。例如，众所周知，硅谷汇集了来自许多地区的人，不同知识的结合提高了生产率。Ottaviano and Giovanni（2006年）的实证研究也测算了美国各地区的生产率，发现与地区的多样化之间存在正相关性。Østergaard，Timmermans and Kristinsson（2011）发现多样性越高的企业生产率越高。Saito and Yamauchi（2015）对发明人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显示，发明人调动工作与组织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发明人之间的不同的知识随着时间推移变为共享的知识，为了保证不同的知识融为一体，机制是非常重要的。
在日本，劳动者的流动性很低，与美国等相比，调动工作带来不同知识融合的概率非常低。但是从专利数据看组织间的合作研究比例却远高于任何国家（参见图3）。可以说在尚无人指出开放创新的重要性以前，在日本国内就已经出现了融合不同知识的机制。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越是加入这种网络的企业，越能创造出出色的专利。然而当我们分析全球化合作研究网络时发现，日本国内虽然拥有紧密的网络，与国外的连接却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成为知识生产生产率的绊脚石。在反全球化的争论中，从网络的视角思考更理想的全球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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