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的大选结果，联合执政党获得326个席位，继续执政。在经济政策方面将继续贯彻安倍经济学，预计2015年要求增长战略更具体更加速的呼声将会高涨。扩大女性参加劳动是增长战略的支柱之一，本文将探讨创新对这个问题起到什么作用。
工作与育儿的矛盾
从大选时各政党的竞选纲领来看，不仅执政党，许多在野党也提出支援女性发挥作用和工作育儿兼顾，而且许多政党还提倡搞活地方经济。在地方创生方面强调改变东京一极集中，与女性就业育儿兼顾的问题相关联，其背后的两个政策目标是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同时抑制人口减少。
关于女性就业与生育率的关系，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女性劳动参加率与女性一生平均生育人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在近年从负数转变为正数。有人把这个相关关系解释为因果关系，认为“只要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加率，出生率也会随之上升”，但是这种简单的解释并不正确（注1）。这是因为，现象背后还有其他因素对女性的劳动参加率和出生率双方都产生影响的“遗漏变量偏差（Omitted Variable Bias）”引起表象相关的可能性很大。
国内外许多使用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女性就业与生育之间存在悖论，不能排除提高女性劳动参加率带来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正因为存在悖论，才证明需要支援女性的政策。例如，充实托儿所服务可以降低育儿的机会成本，具有减缓悖论的效果，因此它是支援女性政策的支柱。几个政党在竞选纲领中标榜的扩充学龄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具有同样的意义。
创新与女性就业
对女性就业和出生率的相关政策的调查研究，绝大多数是以改善育儿休假制度和劳动时间制度、扩充公营托儿所服务、发放育儿补助金等劳动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为对象的。但是创新政策也与工作育儿兼顾问题有密切关系。若干研究表明，家电产品等的研发和普及是减轻女性家务劳动负担、提高劳动参加率的重要因素。例如Greenwood et al.（2005）利用理论模型进行模拟后指出，女性劳动参加率上升的半数以上可以用家庭耐久产品价格下降来解释。Cavalcanti and Tavares（2008）的实算显示，在OECD各国，家电产品等价格下降带来了女性劳动参加率大幅上升，只用这一项因素就可以解释1975—1999年期间英国女性劳动参加率增加的10—15%。此外，据Coen-Pirani et al.（2010）推算，洗衣机、烘干机、电冰箱这三大家电产品在1960年代使美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加率提高了大约5%。
家电产品是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等家务劳动的生产率，但现在对女性就业影响最大的家庭服务生产活动是育儿和护理，笔者期待今后机器人、人工智能等创新在这个领域取得进展，使工作育儿兼顾能迅速得到改善。另外，利用托儿所服务和护理设施是市场服务代替家庭经济内部的生产活动，但是现在这些服务领域处于劳动力非常密集的状况。如果通过创新提高了这些设施的生产率，降低了价格，也同样可以产生促进工作育儿兼顾的效果。
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关系
最近在地方创生的讨论中，抑制人口减少引起了广泛关注。从统计数据观察大城市和地方的出生率差异被认为是向地方分散的一个论据。但是城市规模和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并非因果关系，可能存在家庭结构、通勤时间、产业结构等影响生育人数的各地区差异因素的遗漏变量偏差，以及越希望多生孩子的人越居住在地方的选择性偏差等。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向地方分散人口，也不能提高出生率，而且会削弱集群的经济效应，可能给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一些研究显示，和父母（孩子的祖父母）同居或近邻对有孩子的女性就业产生强烈影响（注2）。另外，据Black et al.（2014）推算，美国城市地区的通勤时间每多1分钟，已婚女性的劳动参加率就下降0.3%—0.5%，用城市通勤时间的差异可以解释已婚女性劳动参加率的各地区差异的大约10%，并指出，交通技术的进步具有提高女性劳动参加率的效果。
日本也同样，在去东京上班的人较多的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女性就业率较低。使用《社会生活基本调查》和《就业结构基本调查》的各都道府县数据，通过观察通勤时间和育儿期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都道府县的通勤时间每多1分钟，25—44岁女性的劳动参加率就降低大约0.4%，这显示出通勤时间长可能是城市集中与女性就业之间形成悖论的一个原因。
除了交通方面的技术革新外，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技术性对策是远程通讯办公（telework），这可以说是运用IT的广义创新。远程通讯办公与近年不断发展的云计算承包形成互补。Dettling（2013）指出，在美国，居家使用互联网的已婚女性就业率较高，尤其是有孩子的高学历已婚女性更为显著。在此基础上，该研究指出，高速互联网环境使远程通讯办公成为可能，可以促进高学历女性的工作生活平衡（WLB）。另外，Bloom et al.（forthcoming）以在NASDAQ上市的中国服务业大企业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据分析，引进居家办公制度不仅改善了制度利用者的工作生活平衡，而且节约了办公室的空间等，其效果使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了20—30%。
从根本上说，通过集群的经济效应提高生产率和提高出生率属于悖论关系，按照政策分配原则，对于多个政策目标，需要使用不同的政策手段。不过，交通和信息通讯领域的技术革新、以及发挥这些革新作用的工作方式的创新，又可能解决悖论本身。
在讨论女性发挥作用和工作育儿兼顾的对策时，不能仅限于劳动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还应扩大视野思考政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