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修改最低工资法以后，各地区的最低工资都在持续上涨，2005年平均最低工资为668日元，2011年上涨到737日元，大约上涨了10%。政府希望通过提高最低工资解决工作贫困问题，但是提高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也令人担忧，特别是对经验少技能低的不满20岁的劳动者带来的影响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为了验证这种忧虑的正确性，森悠子和笔者使用2007—2010年的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对16—19岁人群的就业率产生的影响，并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 “最低工资改革”讨论会上报告了分析结果。
各地区最低工资提高10%，16—19岁人群的就业率下降5.3%左右
分析结果表明，各地区最低工资提高10%，16—19岁群体的就业率至少下降5.3%。2006—2010年16—19岁人群的平均就业率为17%左右，5.3%绝对是一个大得不容忽视的数字。对于工作贫穷问题，应采取没有上述副作用的对策，引进经过慎重设计的带补助金的减免税制度。
下图显示提高最低工资的幅度大小与未满20岁人群的就业率变化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坐标是2007年和2010年最低工资的自然对数值之差，东京都（Tokyo）和神奈川县（Kanagawa）的数字是大约0.1，表示在这三年中最低工资提高了大约10%。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工资上涨幅度大有其制度上的原因。从2007年开始实施的新最低工资法在设定最低工资额时，需要消除其低于生活救济水平的现象。在生活救济水平的计算方法中，包含住房补贴，反映了各地区之间住房费用差距很大。因此，在住房费用高的地区，最低工资大大低于生活救济基准，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就是为了消除这种现象。除了东京都和神奈川县以外，提高最低工资幅度较大的都道府县，在修改法律之前也都有明显相同的倾向。
图中纵坐标以百分比的变化表示2007—2010年16—19岁人群就业率的变化。由图可见，在东京都和神奈川县，16—19岁男女的就业率下降了大约5个百分点。而且从图表整体也可以看出，横坐标的提高最低工资幅度与纵坐标的16—19岁男人群就业率的变化，基本上呈负相关关系。
2007—2010年期间正值劳动市场受金融危机影响极度萧条的时期，该影响有可能存在地区间差距。因此，我们使用30—59岁男性的失业率作为经济周期的指标，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以调节后进行了分析。30—59岁男性的失业率虽然不受提高最低工资的直接影响，但可以反映劳动市场的整体状况。分析结果显示，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各地区最低工资提高10%，16—19岁人群的就业率至少下降5.3%。此外，16—19岁人群的就学率也存在地区间差距，所以对这一因素也进行了调节，但是结果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日本应通过引进带补助金的减免税制度，实施根本性贫困对策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提高最低工资解决工作贫困问题，将会付出剥夺未满20岁男女的就业机会的代价，日本政府指出，用平均工资除最低工资得出的指标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指标，因此需要提高最低工资。但是不应忘记，以欧洲发达国家为中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正面临着严重的年轻人失业问题。而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向各国提出建议，“最低工资应设定在不削弱雇用非熟练低技能劳动者的意愿的水平”（5月在墨西哥召开G20劳动部长会议前公布的新闻稿），我们也应该认真倾听这个建议。
受最低工资影响的群体当然不仅限于未满20岁人群。由于最低工资上涨，有些劳动者并没有失业，而且工资增加。这些人如果属于贫困家庭的成员，提高最低工资就有可能发挥了扶贫的作用。但是，关于这个问题，不仅需要讨论可能性，还需要继续进行实证分析，然后下结论。
对提高最低工资敲响警钟，容易引起误解，以为我在主张不需要工作贫困对策。问题在于怎样实现工作贫困对策。在美国和英国，对于贫困家庭的劳动者，有实际上等于补贴工资的带补助金的减免税制度，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简单地说，这个制度是使用国民负担的税金来补贴贫困家庭劳动者的工资。因为是补贴工资，所以不同于生活救济，削弱接受补助者的劳动愿望的副作用较小。日本要想引进这种制度，就必须保证财源、实施纳税人号码制度、为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和支付补助实行税制改革等，克服各种各样的难题。进而在引进后必须注意，工资补助有可能促进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导致工资下滑。虽说带补助金的减免税制度面临困难，但是只依靠提高最低工资，由雇主负担全体国民的扶贫任务，实施工作贫困对策的做法，考虑到其副作用，将会更困难。任重而道远，应通过引进补助金免税制度，采取根本性的扶贫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