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

　　在展开探讨之前，首先说明一下本文使用的两个关键词的含义。第一个是产业政策，第二个是生产率。产业政策一词包含着多重内容，在本文中，无论是增长产业还是衰退产业，“对某个特定产业重点实施的政策干预”都称之为产业政策。

　　关于生产率，本文关注的是被称之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生产率指标。作为生产率指标经常使用的是劳动生产率，所谓劳动生产率，就是指一个单位量的劳动投入带来多少产出的指标。劳动生产率具有简便易懂的优点，但是也存在无法考虑劳动投入以外的影响这一难点。例如，即使劳动投入和劳动者的效率没有任何变化，只要花费成本，增强资本设备，就可以扩大产出量，使劳动生产率上升。但是，这种产出的增加只是通过扩大投入来实现的，并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而使用的指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包括劳动投入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组合的一个单位量带来多少产出的指标（注4）。本文不仅关注劳动生产率，而且还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并展开探讨。

　　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定量性分析，有Beason and Weinstein（1996）、Okazaki and Korenaga（1999）、Kiyota and Okazaki（2005）等研究，这些研究得出的主要结果可以归纳为下述两点：第一，产业政策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做出了贡献；第二，产业政策不一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做出贡献。这些结果显示了下述机制：产业政策通过扩大投资促进了资本积累，这为扩大产出做出了贡献，使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产出的扩大只是单纯地带来了资本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也就是说，没有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

　　如果日本的产业政策没有为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做出贡献，那么接下来的重要疑问就是，是“由于政策没有发挥功能，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还是“由于政策发挥了功能，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如果是“由于政策没有发挥功能，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的话，问题就出在执行政策的阶段。但是如果是“由于政策发挥了功能，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增长”的话，那就是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

　　为了解答这样的疑问，Kiyota and Okazaki（2010）选择日本的纺织业，对产业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定量性分析。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十大纺”的10家纺织大企业占据了整个纺织业市场的几乎一半。50年代的纺织业，不仅从国外进口，而且国内竞争也受到了限制。然而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贸易自由化的深入，纺织业面临了国际竞争。在贸易自由化之前，政策对纺织业进行了干预，主要目的是保持棉纱供给的稳定。Kiyota and Okazaki（2010）对政策干预纺织业给纺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了什么影响进行了分析。

　　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于控制纺织企业的产出量有效地发挥了功能。十大纺的市场份额在20年间基本保持了稳定。另一方面，对这个产出量的控制，导致了纺织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这是因为十大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尽管十大纺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仍然维持了市场份额，因此导致了产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因此，从20世纪初以来一直支撑着日本经济的纺织业，在60年代中期走向了衰退。

　　这一研究的要点在于，弄清了对某个特定产业重点实施政策可能带来副作用。对纺织业实施的政策，通过维持大企业的市场份额为稳定市场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另一方面，政策阻碍了资源从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向生产效率高的企业转移（资源的再分配），摘掉了生产效率高的中小企业的增长萌芽。结果付出了使产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停滞这一代价。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现Kiyota and Okazaki（2010）的研究所得出的“教训”，那就是产业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某个特定产业重点实施政策干预，为达到某一目标或许是有效的。然而，由于达到了该目标，却阻碍了该产业内部资源的再分配，结果有可能阻碍产业整体的中长期生产率增长。

　　此外，这一“教训”不仅限于产业内部的资源再分配，而且还可以用于产业间的资源再分配。对某个产业的政策性干预，虽然可以对提高该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做出贡献，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阻碍资源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进行再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的正面效应小于阻碍资源再分配的负面效应，那么从经济整体上来说，就形成负面效应（注5）。如果经济增长是政策的根本目标的话，那就需要进行符合经济整体利益的制度设计，避免政策干预阻碍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资源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