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了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带来的危害，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实施了重视效率反对平均主义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经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总的来讲，国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正如不断扩大的地区间差异所显示的那样，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见图）。为使全体国民都能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中国政府制定了在2020年之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通过推进“国内版自由贸易协定（FTA）”、“国内版雁型模式”以及“国内版政府开发援助（ODA）”，缩小地区差异。
国内版FTA
为了通过扩大市场活跃经济，中国积极推进与邻国之间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成员国（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越高，互补关系越强，FTA的效果越大。满足这种条件的与其说是中国与邻国之间，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但是，中国国内地区间依然存在壁垒，尚未形成统一市场。为了使中国经济走上一个新台阶，在与外国缔结FTA之前，首先应该全力推进国内各地区之间的FTA。这对缩小地区间差异十分有益。
尤其是如果排除了户籍制度等制约劳动力移动的障碍，那么劳动力就会由薪酬水平低的内陆和农村流向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城市。这虽然会导致生产的日益集中，但收入水平则会趋于平均。之所以这么讲，是由于外出打工者给家里寄钱，对于寄入地区来说，这些钱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不仅如此，在沿海地区，通过劳动力的流入，可以抑制薪酬的上涨，而在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出是薪酬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已经有超过一亿人的流动劳动人口，但由于他们在打工地没有户口，从而在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较多不公平待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革限制人口移动的现行户籍制度，允许人口的自由流动。
另外，正如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指出的那样，如果开展自由贸易，那么，即使没有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地区之间的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会出现平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相对丰富的沿海地区专门生产资本集约型产品，而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内地专门生产劳动集约型产品这种分工体制得以成立。这就意味着体现为生产劳动集约型产品的内地地区的劳动力在流向沿海地区的同时，体现为成产资本集约型产品的沿海地区的资本也流向了内地，因此，劳动力和资本的移动一样，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平均化将会起重要作用。
国内版雁型模式
与劳动力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移动相反的资金移动也可以缩小地区差异。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是通过直接投资，从日本开始逐步扩展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东盟（ASEAN）以及中国，即所谓“雁型模式”，中国应该努力朝着“雁型模式”的国内版来努力。
一直以来，雁型模式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巨大差距的东部、中部和西部这三个地区之间有可能形成雁型状态。在过去25年中，东部沿海地区以劳动集约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支柱，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沿海地区终究会遇到薪酬和土地价格的上涨，劳动集约型产业丧失竞争力。为了寻求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不仅外资企业，中国企业很快也将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将生产基地移至内地。那时，由中部和西部构成的内陆地区作为投资场所将受到重视。
从现状来看，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很少投入到内陆地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基础设施构成瓶颈。铁路、公路运力不足，不仅零部件运到内地非常困难，产品出口也需要花费非常高的成本。因此，要实现国内版的雁型模式，完善基础设施必不可少。
国内版ODA
为了缩小地区间的差异，除去人、财、物的移动，通过中央财政实施地区间的税收再分配，即国内版政府开发援助（ODA）也是有效的手段。被称为“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地区间差距非常小。这主要是以“地方交付税制度”为代表的地区间财政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地方交付税制度”是指将税收的一部分由政府作为国税征收上来，根据地方自治体财源的调整以及从保障的角度，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再分配。实施这种措施，主要是为了缩小都道府县以及市町村等地方自治体间在税金等收入上的差距，确保每一个地方自治体都能达到一定的行政水准。
通过财政对地区间的收入实施所得再分配，这势必使有的地区受益，有的地区受损，因此会招来较强的抵触情绪。但是，在中国，收入差距悬殊已经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尽快实施以强化地方交付税为中心的税制改革。
＊研究员的职称以执笔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