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稳步发展的产学合作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产学官”这种不同领域间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80年代，对于“产学官”合作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不好的印象且始终未被拭去。此后，进入90年代，“产学”合作才开始得到承认。
目前，依据“TLO法”（促进将大学里的技术研究成果向民办企业转让的法律）截止到2004年7月1日为止获得许可或认定的技术转让机关（TLO）已达到41家。另外，作为将大学研究成果转让给民营的一种途径而形成的“来自大学的新兴企业”，截止到2002年度末为止也累计有531家。这与经济产业省于2002年制定的三年成立1000家公司的目标正在逐渐靠近。
当然，产学合作的障碍依旧存在。比如产学合作相关的技术能力不足、TLO等的信息不足等等。但是如果从今年4月开始实施的国立大学独立法人化的这一趋势考虑，这种“产学”间的合作发展，今后将会继续发展下去。
2．“官学”合作中的彼此之差
在日本，“产学”合作虽正在稳步发展，但“官学”的合作则很难说得上是在向前迈进，尤其是经济学领域中政策立案方面的“官学”合作。
按理说，经济学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它本来的主顾应该是进行制定法律制度、推行经济政策的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这样，在大学等地进行的经济研究应当和政府政策相互影响才是。但是日本在这一点上，尚谈不到双方的合作发展。
本人的专业是对中小企业的经济性分析，暂且从这里举例来说。美国的中小企业厅（行政机关）把和政策课题密切相关的实证研究，以委托研究的形式委托大学进行。其中研究成果中有：在整个美国经济产生的革新中中小企业所占有的比率；经历了破产的经营者在其后的生活及重振旗鼓的状况的调查等。这些成果从政策立案的观点上看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这些内容一般来讲都可以从美国中小企业厅（行政机关）的网页上轻易地获取。
涉及个别政策的政策评价，也成为一项研究课题，它同时涉及了多方面的内容：便携式医疗保险和雇用流动性、开业的关系、税制变更给开业率带来的影响以及依据医疗法修改案强化me-too药等的检查，从而给不同规模的药品企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等等。
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小企业研究也绝对谈不上盛行。但是，在撒切尔政权成立后的1984年，作为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资金提供者的经济社会研究机构（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制定了涉及中小企业政策的研究计划。这一计划针对当时的“把英国转变为一个企业家社会”的政策课题，组织了13项调查研究项目。除了经济社会研究机构以外，还有巴克莱（Barclays）银行、欧洲委员会（EC）、雇用省（之后改为贸易产业省）和地区开发委员会参与策划，同时对于有关政策问题提出了诸多见解。
此外，被称为是英国的开业促进政策中的典范、在其最高峰时期创造出了10万家新企业的是“开办企业补助制度”（Enterprise Allowance Scheme），这一制度的设想构思主要来源于华威大学中小企业研究所的Storey教授的提议。
上述国家的政策评估同样也成为实证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不仅针对“开办企业补助制度”，而且信用保险制度、指导和从旁指教制度、科技园区等各种各样的政策执行都进行严格地政策评估。
与此相比，日本的学术理论和政策的合作并不兴盛的。再次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举例阐明，似乎会暴露出自己的懈怠，尽管有些难为情。不过还是要在这一领域中找出问题的核心。目前围绕中小企业的最大政策课题是：（1）促进开业和顺利地关闭、重建，（2）企业经营上所需资金的顺利提供。但是在日本，对于开业问题为何变得消沉的疑问而做出解答的学术性研究似乎并不盛行。此外，日本的金融方面直到最近才出现像欧美国家那样，根据企业属性对企业资金调配的协调性的研究。（例如：企业规模、企业和金融机关的关系、企业财务和企业的资金调配关系）
如此一来，政策和成为政策支柱的实证研究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缝隙。
3．“官学”合作停滞不前的原因
那么，日本为什么和欧美不同而存在着如此的隔阂呢？
从学术理论方面看，除了上述的从政府分开独立化的思想意识以外，或许还有经济学者的数量的原因。比如汇集美国经济学家的组织"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拥有大约两万名会员。与此相比，在日本的近代经济学术界中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经济学会，它的成员约有3000人，经济理论学会的成员也只有1000人。而且，其中从事和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证经济学研究者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如此绝对性的数量之差直接关系到研究领域的覆盖范围。简单地讲，美国是企业规模和企业业绩的关系，但实际上从专门长期研究的企业的规模和研究开发的关系，到研究企业成立后所经过的年数和企业成长的关系等，是多种多样的。这对于日本来说如此细分专业领域是困难的。但是，有利于政策研究的却正是在这样一些详细划分的领域中进行的。如此一来，无法协调这种详细划分的问题意识的研究对于政策当局来讲，是毫无价值的。
不过，日美两国的这种研究者的量差，未必是因为日本研究者不愿意进行实证研究、是爱好选择之差而造成的。实证研究的这种为生产输出而输入与经济统计有关的信息提供的密度及简单性的密度在日美两国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美国的统计个体数据利用若也是用于学术的话，那么和日本相比要相当容易。日本的个体数据利用不仅在手续上花费时间，而且也有不被认可的时候。
若是这样，经济学上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式（The Heckscher-Ohlin model），也就是说使用这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丰富的领域为输出领域，与其相反的则为输入领域。这种原则也作用于经济分析的领域上。资源在囊括知识和研究者的整个理论经济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率。在日本经济学者中进行政策研究核心部分的实证研究人员逐渐减少。如果能够比现在更加简便地检索统计信息的话，那么更多的年轻研究者想必会立志于实证研究而不是理论，而且会奠定一个致力于和政策密切相关合作的基础。
如同个人信息保护法那样，近年来封闭统计的动向渐强。然而，这与企业名的非公开、通过全部调查中的抽样调查数据的公开等方法来使用统计数据于研究上等，是很容易做到两立的。通过“官学”合作想必可以使这些努力在政府机关自身及管理不尽的庞大的数据上得到有效地利用。
4．发展有效的“官学”合作指的是什么？
以上讲述了日本的“官学”合作的实际情况。其中统计行政方针的重要性引人注目。另外，为使官学合作进一步顺利发展，必须对下述问题进行思考。
也就是说，要明确“官学”合作的目的。研究人员可以就自己关心的领域开展研究，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存在。但是“官学”合作就不能如此了。从合作开始（不是结果）明确其目的是重要的。这就是说是共同研究就有必要作相应的定位。
总之，大学这种组织是汇集了最尖端性的知识的一个团体。有一段时期，政府机关盛行使用专家智囊团，但是比其拥有更强的分析能力的是大学。在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潮流下，这一部门的活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同时它通过“官学”合作成为日本经济政策形成的一部分，对将来的日本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