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经济界和有关各国都极为关注和期待以东盟+3为核心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立。日本政府也受其影响，致力于以通商领域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和金融领域的外汇合作及共同扶植债券市场为中心的实质性推进体制，其中十分关注将货币互换构想也纳入视线的金融领域的迅速进展。当然，如此强大的势力运作的背景里，有对未来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坚定信心和对由废除地区内国家界限而产生的经济发展新领域的强烈期待。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自我完结性
但是，单纯通过废除地区内的经济壁垒，是否就能够在未来的东亚地区建立类似于欧盟和北美的自律性经济圈呢？10年前的秋天，包括东盟+3各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在“茂物宣言”中是以不迟于2020年实现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并确立APEC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的经济共同体为目标的。其背景不仅有政治安全保障方面的原因，在经济方面也存在着只有美国的加入才能完结这一地区作为单一经济圈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否已经过时或者多余了呢？
当然，笔者并非不了解有关各国政府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奋斗和所经历的艰苦。笔者既无意否认东亚各国如同20世纪70～9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那样推进地区内自由化本身的意义，也认为1997年～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促使各国在不依赖美国而实现地区内金融和外汇合作的必要性方面达成一致的过程是合理的。此外，笔者还认为，上述APEC国家由于本身的局限性而丧失了推动地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能力，而在另一侧面，WTO新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加快了以地区为单位采取行动的速度，所以单纯重返APEC/WTO并不能成为替代方案。
尽管如此，笔者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自我完结性”老调重弹地提出疑问的理由在于，东亚经济腾飞的基本机制中隐含的各种不平衡问题近年来呈现出接近临界点的征兆，其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也遭到质疑。在此意义上，以目前经济繁荣的基本机制为前提的一体化构想最终不过是过渡期的产物。超越制度性国家间壁垒的废除和金融货币合作框架的建立，构思出可持续发展和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发展机制，从而对整合后的东亚经济抱有明确的展望，这才是当前真正需要进行思考的。
东亚经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本机制和累积的不平衡
正如众多经济史学者明确指出的那样，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和繁荣基本上来自于美国的战后政策。首先在战后初期通过经济援助和对朝鲜的物资专供，缓解了对经济稳定的严重冲击，其后获准向巨大的美国市场的工业产品出口的扩大则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起点。而支撑后者的系统性基础是由“贸易（经常交易）自由化”、“资本交易限制”及“固定汇率制的采用”构成的布雷顿森林体制。
在美国出色达到尽快使日本和原西德的经济复苏并成为强大的同盟国家的目的方面，布雷顿森林体制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对周边国家广泛开放市场和对货币相对贬值的宽容也造就了美国长期性的经常收支赤字，在经历了约四分之一世纪后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走到了终点而演变为史密森协会体制（即演变为美元实质贬值和浮动汇率制）。
其间以及其后，日本经济都不同程度地维持着根本上依赖美国市场的特质，实际上步日本后尘踏上经济发展道路的NIES（新兴工业化国家）和ASEAN（东盟）各国也按照“雁阵式发展”的形式主要从日本（其后是日本和美国）不断吸收资本和技术，同时成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也绝对地依附于美国。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东亚经济不能彻底地称作“自我完结”的经济，实际上处于由于北美地区的加入才成为完整的自律性经济地区的一种状态。这也是APEC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议题的背景。
9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状态是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呢？如我们所见，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一个转机，但是经济的实际状态并未因此而变化。如果提到改变经济实际状态的可能性，那就是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显现的“中国的崛起”。
近年中国经济惊人的发展象征性地表现在贸易结构的改变上。中国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1.7%到2002年的6.0%，占全球进口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1.3%到2002年的4.1%，均有巨大的增长，与同期呈现减少的日本、仅呈现微小增长的NIES各国以及增长不到一倍ASEAN各国相比，表现也是突出的。而且，以电气和电子机械为中心的高科技产品占出口产品的比重在过去5年间迅速增加。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产生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大量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国作为巨大的消费市场受到了高度的关注。这一系列倾向与拥有高技术和高水平人才的单个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或单个经营单位的事例介绍相结合，创造出与以往迥异的自律性的、自我完结的东亚经济图景，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中国威胁论的证据。
近年，法国政府下属研究机构CEPII就此相继发表了意义非常深远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SIT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6位代码这样非常细致的产品分类，由此可以把握中国周边地区内的成品贸易和零部件贸易的流向，明确指出了仅凭浏览通常的贸易统计无法了解的“中国腾飞的真相”。那就是，导致近年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和出口商品种类的高科技化的原因是，早在2002年中国就融入了通过FDI（海外直接投资）在整个东亚地区出现的以电气和电子机械产品为中心的生产流通网络；而且中国所占有的附加价值仅限于依赖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组装部门。也就是说，中国不过是将日本和NIES国家进口的高价零部件和半成品组装为成品，利用相对低的固定汇率向美国和欧盟国家出口（＝三角贸易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前面分析过的战后东亚经济依赖美国的结构丝毫没有改变。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真正的增长开始于80年代中期的话，那么围绕中国的已经历时约20年的准布雷顿森林体制所累积的不平衡问题就更加严重。首先是2003年占GDP比重高达5%的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存在和很大程度影响这一结果的1000亿美元（2002年IMF统计）的对华贸易赤字。但是，中国对全球贸易的盈余不过200多亿美元，两者间的差额主要是计算上的对亚洲各国的巨额（零部件）贸易赤字。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实质上是针对利用生产流通网络形成了区域性大规模工厂的整个东亚地区的。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当由于某些特别的原因或者经济机制的自然作用，美国的对华贸易巨额赤字无法继续时其影响将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
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增长问题和对经济一体化的展望
我们看到近年中国经济（以及其拉动下的东亚经济）的腾飞得到了美国大幅度对华贸易赤字的支撑，因而其可能持续的时间就依赖于美国巨额经常收支赤字能够维持多久。这是东亚经济所面临的第一个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包括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在内的以往发达国家调整巨额经常收支赤字的历史和占GDP比重达5%的历史最高的赤字幅度虽然使人联想到美元大幅度贬值的调整为时不远了，但现实并不如此简单。因为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在当今的金融资本市场上，Feldstein和Holioka指出的国内的乖离（即使资本可以自由移动，国内储蓄的大部分也倾向于国内投资）现象已经减少，资本的流入完全可能超过经常收支赤字，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大幅度的美元贬值就不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东亚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与美元挂钩，进行了大量外汇干预并积累了外汇储备，这些国家出于政策目的也在积极地购入美国国债实现资本回流。但是，近年来的大量研究显示，目前美国的巨额经常收支赤字难以长期维持下去，虽然对于调整的时期和过程存在不同观点，但对于某些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看法是一致的。
第二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三角贸易本身，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
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在生产流通网络的组装部门大量吸收投资，走上了通向出口大国的道路，但背后也存在着税收制度方面的过度激励而导致的畸形。当然，各种各样的监管和惯例造成国内没有形成完整单一的市场以及以城乡对比为中心的收入差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不平衡问题。最重要的是，消费仅占40%，投资竟占40%，进出口总额占GDP的59%，这样一个变形的总需求结构显然是难以维持的。消除包括偏远地区教育和社会基础设施投入在内的地区间差别以及凭借内需主导修正增长轨迹，这可以称作中长期性的必不可少的课题。
此外，还有很多应当进行深入探讨的课题，如在调整上述不平衡问题方面应有的汇率调整和政策调整方式、调整后东亚各国的汇率制度的形式等。目前的FTA谈判和加速外汇金融合作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但是过去二、三十年间使东亚经济腾飞成为可能的基本模式是难以长期维持下去的。今后，超越了单纯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关于新模式的政策构想”将越来越重要。
另外，RIETI政策研讨会“新的世界性不平衡问题和亚洲经济一体化”将于6月17日、18日在经团连会馆召开。正如该研讨会提出的主题，在明确包括上述研究在内的当今世界经济和东亚经济面临的若干结构问题的同时，探讨未来世界经济调整状况和理想的政策对策。
本文从该研讨会将会深入讨论的各种论点，特别是使近年的中国经济腾飞成为可能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不平衡这一视点出发，介绍了当前所面临问题的结构和对于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期待各位读者积极参与会议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