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可以说是安倍政权旨在摆脱通货紧缩的国际性标准政策包件，从去年秋季公布以来，虽然做了若干调整，却带来了戏剧性的日元贬值和股值上涨。
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效果，特别是日元贬值，对于在“失去的20年”中一直因日元过度升值而损害了竞争力的日本制造业来说，是画时期的喜讯，这可以从过去20多年日元持续升值的状态和日本制造业的活动水平变迁看到非常明确的答案。从1970年代以后市场上的日元对美元汇率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的长期变迁及其水平的变动（参见图1）、以及1990年代以后日美德三国的工矿业生产指数（IIP）的变迁（参见图2）来看，自广场协议后直至最近，日本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市场汇率持续高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可以看出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在起作用。而且，受日元升值的影响，这期间日本的长期IIP水平停滞不前，与稳步增长的美德两国形成鲜明对照。
“失去的20年”中，日·美·德三国制造业活动水平的优劣与三个转折点
以1990年（=100）为起点来看日美德三国IIP的变迁，与2013年3月时仍未能回升至100的日本相比，美国达到大约160，德国达到大约130，出现了相当大的差距。在达至这一差距的过程中，大致可以观察到三个趋势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在停滞的日德与上升的美国分道扬镳的1990年代初期，其主要原因可以说是，在日本以被称为“日元升值综合症”的贸易摩擦为背景的市场期待导致了日元升值，引起了通货紧缩压力（请参阅McKinnon，Ohno，Shirono（1999）），受其影响，日本制造业企业对海外的投资增加。另一方面，德国的IIP停滞的背景是随着东西德国的统一，马克等价交换等带来了强大的通货紧缩压力，以及对原东欧国家的投资增加。可以推测，当时的这种社会经济形势起到了强有力的作用。
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左右，在第一个转折点之后IIP仍然继续停滞的日本与转为上升追赶美国的德国各奔前程。1998年底，当时包括德国在内准备加入欧元的国家，把各自的货币对欧元的汇率捆绑固定，从1999年初开始在各自的国家把欧元作为电子结算货币。这样，不等2002年初欧元纸币和货币开始在市场流通，就在贸易资本交易方面消除了引进统一货币的风险，实现了原德国马克汇率贬值的固定状态，这成为德国制造业在欧盟统一市场不断扩大商机的推助力。可以说，这与在同一时期由于亚洲危机和国内山一证券危机带来严峻的金融紧缩效应，导致商务环境恶化的日本制造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个转折点出现在2003—2004年左右，甩开日本的德国开始逐渐接近美国的水平。在此之前的2002年，德国果断地实施了包括放宽解雇限制在内的劳动市场改革。在改革的影响下，从2000年代后半期，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欧盟企业的销售额利润率从长期下降的趋势转为上升，但日本企业却继续下降。在日本，对于现有需求的减少没能顺利实现“削减劳动力费用”和“创造新商机”，导致了利润率长期下降和制造业活动水平停滞不前（请参阅岸本（2008））。关于这一点，德国很可能是通过果断实施改革才重新恢复了制造业的活力。有意见认为，2000年代以后，企业部门持续增加了内部保留抵消了因主银行惜贷带来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也有意见认为这反映出创造新领域的商机和资源再分配不顺利的问题。
关键在于通过“汇率的长期稳定”和“重新构建空间竞争力”吸引投资
根据上述情况，安倍经济学要想提高摆脱通货紧缩、重建日本经济的实效，就必须在增长战略中指定为“今后5年左右”的《紧急结构改革期间》保证“（现行水平程度的）汇率稳定”。此外，为了在成熟经济中随着需求结构转变顺畅地实施资源再分配，特别是在需求减少的领域顺利削减固定费用，以及在新商机领域顺利促进投资，完善国内经济环境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
从根本上来说，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许多国家，都是由于政府实施某些产业政策，使该产业发展并以此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不仅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各国，法国、澳大利亚、芬兰、挪威等各国也是通过保护措施、补助金、国营企业投资等方式，顺利引导产业发展方向，获得了巨大成功。甚至连美国也以研究开发补助为中心，扶持或恢复计算机、半导体、飞机、互联网、生物等产业。因此，国家的积极参与本身并非是错误的。
不过，在现实世界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及其带来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存在，政府期望的向新均衡过渡未必能够顺利进展，有时可能会转变为不期而至的通货紧缩压力。如果在成熟的经济中完全不产生新的经济活动，那么即使让就业流动化，或者增加女性和移民参加劳动，也只会出现生产率越提高而失业越多的结果。要突破这种悖论状况，关键在于进一步重视“扩大新商机或扩大投资”→“顺利实施资源再分配”等系列政策，并做出明确宣示。
在这个意义上，与汇率稳定并列为当前最应该优先实现的是，从根本上加强作为日本“经济活动空间”的竞争力，在国内认真完善容易吸引新商机投资的环境。不仅需要实现有利营商型税制、监管和行政服务，当然还需要完善易于操作的破产法制和灵活而具备充分审查能力的金融机构。“包括核电恢复运转在内，重新构建稳定的能源供给结构”也是必不可少的。以2002年率先改革的德国为中心，各国忍痛果断实施了必要的政策，成功地重建了经济。日本应完善空间条件，果断地推进正确的政策，不仅外资企业，日本企业也可以选择“日本”作为“经营制造业的空间”。
（*）关于本专栏文章的详细内容，请参阅谷川（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