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华经贸活动呈现一派生机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牵引论。对日本企业而言，要进入不断扩大的中国市场，大致有两种选择：一是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二是“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如果生产成本等其他条件一定，后者更可发挥比前者风险低，而且可以为日本国内创造许多就业机会的优势。正如此次的对华出口热潮所显示的那样，在以机械为龙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日本依然拥有国际竞争力，在国内生产，向中国出口也是有利可图的。若能通过贸易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那么，对日本而言，中国的飞速发展不仅不会成为威胁，反而是一种双赢的游戏。为把这一切变成现实，两国就必须通过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来废除阻碍双边贸易的限制。
对日本企业而言中国是工厂还是市场？
在我们将中国的崛起看作商机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市场的优势与生产的优势分别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中国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日本，并不表明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低于日本。目前，中国既没有自己的品牌，也没有技术，产品的竞争力只能依赖廉价的劳动力。相比之下，日本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虽然中国的收入水平正在迅速提高，但毕竟还是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也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因此，就中国是“工厂”还是“市场”这一问题，不同的企业会作出不同的回答。 如果以 “是工厂还是市场？”这一问题为核心考虑,日本企业应采取的战略可以分成以下四种情形（图）。第一种情形，假如中国在生产上拥有优势，日本在市场上拥有优势，那么选择在中国生产，向日本出口便是上策。第二种情形，假如中国在生产和市场两个方面都处于优势，那么日本就应选择现地生产和现地销售。第三种情形，假如中国仅在市场方面占有优势，而日本在生产上占有优势，那么选择在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较为有利。汽车等机械产业当属此类。最后是第四种情形，假如日本在生产和市场两个方面都有优势，那么日本企业就应专心从事在国内的生产和销售。
在考虑对华商务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充分认识直接投资和贸易的替代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具有诸多形态。如果进行直接投资，进入当地的企业可以按照出资比率，贯彻自己的经营方针，但与此同时，风险也会相应增大。相比之下，如果只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买卖，风险相应较小。因此，不论日本企业把中国看作工厂，还是看作市场，都没有必要全额出资，或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工厂。如果象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那样，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那么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如(1)直接从中国企业采购，(2)与中国企业签订OEM合同，以自己公司的品牌销售产品，(3)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进行生产，(4)100%独资进行直接投资，等等。其中，也有象优衣库公司那样，由于自己拥有销售渠道，因此不用出资，只靠市场优势为后盾，便能向承包公司贯彻自己的经营方针。而象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形那样，在日本企业瞄准中国的市场时，千万不要忘了除了在现地生产之外，也可以考虑在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
良性直接投资与恶性直接投资
在日本，利用中国活力的企业正在增加，同时，对对华直接投资导致产业空洞化的担心仍然非常强烈。按理说如果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企业投资海外应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依然产生了空洞化，那么其原因不仅归结于国内过多的限制导致的高成本结构，而且还在于贸易伙伴实施的进口限制等对市场的干预。
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大致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另一种是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容易导致产业空洞化。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的直接投资通过确保在海外的有利生产要素，以削减成本、强化出口竞争力为目标。比如，很多日本企业为了追求廉价劳动力，在中国设立生产据点，主要是向日本和第三国出口，而不是在当地销售其产品。这种投资能够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对投资国和投资接受国双方都有很大好处。与此相比，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的直接投资由于日本的出口受到贸易伙伴进口限制的阻碍，因此不得不在进行当地生产的状况下展开。由此而形成的分工体制由于不符合投资方和接受方双方的比较优势，因此资源配置被扭曲。
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直接投资的典型例子,就是日本汽车厂家的对华投资。中国汽车市场今后将迅速增长,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要进入中国市场，不仅可以在中国当地生产，还可以选择从日本出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汽车的进口关税将大幅度下调，但最终依然维持在25%的高水平，而且，从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贸易摩擦。为了克服高关税和回避贸易摩擦，尽管日本厂家能够在本国以低成本生产出高品质的汽车，却不得不选择在中国当地生产。
按照上述商务模式的分类，要发挥互补关系，在汽车方面，“日本生产向中国出口”是上策，但由于存在着贸易壁垒，反而被“在中国当地生产当地销售”所取代。如果能在日本生产100万辆汽车并出口到中国，那么在日本拥有优势的领域便能在国内创造很多就业机会，而且是工资很高的“好工作”。但是，如果同样把100万辆车转移到中国生产，即使部分零部件的生产仍然保留在日本，其创造就业的效果远远小得多，而且机会成本也就很大。
因此，生产成本和出口重视型的直接投资是一种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良性直接投资”，而贸易壁垒和摩擦回避型的直接投资则是一种可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甚至导致国内产业空洞化的“恶性直接投资”。然而，遗憾的是日本国内在讨论空洞化的时候，完全相反的观点却成了主流。换言之，那些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陈旧工厂被搬到中国的时候，由于从业人员被解雇，因此被看成深刻的空洞化问题而炒得满城风雨。相比之下，日本尚拥有比较优势的汽车等领域的企业进入中国建立工厂的时候，反而被评价一种为开拓市场的努力，因此，国内丝毫听不到任何反对的声音。这种对直接投资本质的错误认识，一方面导致了通过进口限制等对夕阳产业的保护，同时，也延误了产业的升级。
为了促进良性直接投资，避免恶性直接投资，我建议缔结日中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如果进口关税消失了，两国间贸易将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对以汽车为首的日本骨干产业而言，由于直接向中国出口将变得容易，因此便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前往中国投资。因此，中日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是日本治理空洞化的根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