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为在10月中旬举行的日墨两国首脑会谈上达成实质性一致，日本和墨西哥之间展开的经济合作协定(EPA)谈判，由于日本对部分农产品的进口自由化没有做出承诺，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谈判还将继续展开。
本文将通过经济模式的数值模拟分析，就在经济合作协定中占重要位置的商品贸易自由化协定(FTA)中，如果部分商品难以实行自由化将带来什么程度的影响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如果缔结日墨FTA，日本和墨西哥的的实质GDP将有可能分别增长0.03%和1.08%
根据本文运用的应用一般均衡世界贸易模式，实现以降低关税率为主的贸易自由化，将降低商品的价格，扩大贸易量。进口价格的下降，不仅能扩大出口国的生产，对进口国来说，还能减少由于设置贸易障碍而引起的国内市场失调，有效地利用生产资源。由于这些效应相互作用，在建立FTA关系的两个国家，生产将得到扩大，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水平也将得到提高。实现贸易自由化，可期待的效应还有∶通过与廉价的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提高生产率，扩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等。
针对缔结FTA关系的两国之间的贸易创造效应，理论上人们会担心两国之间的进口将取代来自其它高效率地区的进口，即贸易转换效应。不过，根据至今的实证性研究以及模式分析结果，总的来说，贸易创造效应所带来的便利性将超出贸易转换效应所带来的损失。
去年7月发表的“以加强经济关系为目的的日墨共同研究会报告书”引用了笔者的模式分析结果。根据笔者的模式分析结果显示,实际上，如果日墨两国建立FTA关系，所有领域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话，日本和墨西哥的实质GDP将分别增长约0.03%和约1.08%。
另一方面，在实现贸易自由化之际，与宏观贸易、生产变化相比，产业方面的变化将更为显著。比如，根据笔者的同一模式分析结果显示，日本对墨西哥的汽车等运输机械的出口将扩大至3倍，而从墨西哥进口的猪肉等肉类进口将有可能扩大至5倍[详细内容请参考笔者论文：川崎（2003）“WTO和亚洲自由贸易区域的形成”，以及岩田一政编著的“日本的通商政策和WTO(日本经济新闻社)”第7章]
由此，两个国家的相关人士对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是可以理解的。模式分析中所显示的经济效应，是以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为前提的。如果产业之间的雇佣调整失败，将出现失业，模式推算所显示的经济效应将无法实现。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和特定国家之间的贸易自由化，给各国生产整体的影响只是有限的。实际上，根据推算，日本的宏观生产数量，在运输机械方面只会增加0.2%，而肉类方面则只会减少0.6%。
双边FTA谈判是超出了贸易经济范畴的政治外交谈判
为在和国际规则WTO协定相适应的范围内缔结双边FTA，必须将相当多的领域都包含在内。不可能将许多领域从自由化范围的对象中排除。
不过，在此我们不妨就“假使日本和墨西哥分别将肉类产品进口自由化和运输机械产品进口自由化排除在自由化范围之外，将会产生什么程度的经济影响”进行一下推算。
推算结果显示，如果日本对肉类产品不实行自由化，日本和墨西哥两国从实质GDP中所看到的宏观经济效应将分别降低10%。另一方面，如果墨西哥对运输机械产品不实行自由化，两国实质GDP的经济效应将分别下降3～4%。
根据以上推算结果，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低效率领域的贸易自由化，在宏观经济方面对出口国和进口国都是有利的。其次，如果对日本的肉类产品进口自由化和墨西哥的运输机械产品进口自由化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则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墨西哥对运输机械产品实行进口自由化将产生更大的效应和影响。若因无法实现肉类产品自由化，而不实行运输机械产品的自由化，那么，日墨双方都将付出巨大代价。
确实，与多边贸易自由化相比，类似双边之间这种带有局限性的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要小。促进双边缔结FTA，只不过是次好的策略，并非上上策。缔结双边FTA是为实现更为广泛的世界性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步骤，我们不应该将双边FTA作为最终目标。不过，目前在WTO的贸易自由化进展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区域合作也不失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手段之一。
可以认为，双边FTA的谈判是超出了贸易经济范畴的政治和外交谈判。谈判中，我们不应该采取“防守型”谈判方式，仅仅考虑应该怎样保护日本的特定产业、或者从国际合作的观点出发应该做出什么程度的让步等，而必须采取“进攻型”谈判方式，考虑从对方引出什么有利条件。
必须注意的是，经济模式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解释推算结果，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过，在谈判陷入困境之际，从某种程度上以经过数值分析的相对重要性为依据，对推测经济效应仍然是有效的，对谈判的推进也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