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关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菅直人首相一直作为重要课题的加入TPP的决策有可能被搁置。然而，国际社会围绕EPA的动向却无时无刻不发生着变化。对于日本及各国来说，经济效果较大，应优先展开的地区性合作以及双边EPA的伙伴是谁呢？这需要冷静下来进行比较探讨。
贸易自由化效果的决定性因素
废除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化，可以加速廉价商品的贸易。对于出口国来说，可以提高价格竞争力，扩大商品出口和生产。而对于进口国来说，可以缓解因贸易壁垒造成的国内市场的扭曲，有效利用生产资源。这些效果相辅相成，使各国在生产和收入方面有所增加。
这种经济效果基本上依赖于废除关税的规模和价格变化的程度。换句话说，可以认为实行贸易自由化之前贸易保护水准越高，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果越强。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的充满活力的效果，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竞争，提高生产率。废除的关税越高这种促进竞争的效果就越显著。
此外，贸易在各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越高，宏观经济效果也越大。通过贸易自由化，收入得到增加，其中一部分用于储蓄，进而拿去投资，扩大生产力。储蓄率越高的经济，这种收入、投资、生产的关联机制越强，越有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地区性贸易自由化的效果
地区性贸易自由化经济效果的大小取决于成员国以及对象产业范围，范围越宽效果也越大。APEC在讨论TPP的同时，也对日中韩、ASEAN+3（日本、中国、韩国）、ASEAN+6（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地区性框架展开了讨论。把这些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对实际GDP产生的效果进行比较，推算结果如表1所示。
就日本来说，参加日中韩、ASEAN+3、ASEAN+6乃至FTAAP等贸易自由化的国家越多，实际GDP的增长效果也越大，然而与FTAAP相比，全世界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效果反而变小。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之间虽然会促进各国的贸易，但是对第三国来说，与本国之间的贸易却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所替代。因此，由于存在这种贸易促进效果与贸易替代效果的矛盾关系，并不能说贸易自由化的参与国范围越广经济效果就越大。对于各国来说，可能存在最适合该国的地区性框架，这一点对于政策决策人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留意点。
而就中国来说，与日本不同，贸易自由化对实际GDP的效果，FTAAP比ASEAN+6、全世界比FTAAP更大。这说明，对日本来说，在政策上ASEAN+3、ASEAN+6十分重要，但是对中国来说，不仅ASEAN+3、ASEAN+6重要，FTAAP乃至向全世界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也十分重要。
本文还就废除关税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关于EPA的优先顺序问题，除了废除关税之外，还应考虑到减少服务和投资领域等非关税壁垒的效果、强化与伙伴国家的外交关系等非经济效果等因素再进行判断。
双边贸易自由化的效果
地区性框架相对重要性的差异在于对各国来说提供更大的贸易自由化效果的伙伴国家不同。比较APEC各经济体以及欧盟等各国的双边贸易自由化对实际GDP增长产生的效果，可以推算出表2的矩阵。
[扩大图]
根据图2推算，对日本来说，实际GDP增长效果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是中国（实际GDP增长0.66%），这表明，在经济效果较大的地区性框架中，中国的参加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能够提高实际GDP增长幅度的贸易自由化伙伴依次为欧盟（2.12%）、美国（1.56%）、日本（1.40%），与前述的地区性框架的优先顺序相同。
另一方面，从伙伴国的角度来看，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果增大，作为EPA伙伴的优先顺序，从总体上来看是中国、欧盟、日本、美国、韩国、印度。此外，还显示了一些意味深长的各国间的差异。第一，根据推算，中国不仅是日本、韩国的最具经济效果的贸易伙伴，对ASEAN各国来说也是最具经济效果的贸易伙伴。第二，经推算，日本对于目前正在进行EPA合作研究与谈判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来说，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对预计不久将开始进行EPA谈判的欧盟来说是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据推算，欧盟对于中国以及美国、印度、俄罗斯等来说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第四，印度对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ASEAN各国和澳大利亚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贸易伙伴。
综上所述，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哪些国家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反过来，每个国家是哪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一考虑问题的角度，对于制定贸易政策的当事人，以及预测贸易谈判进展的第三者来说都是一项重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