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
东亚地区贸易的增加，东亚共同体的构想被认为是地区主义的高涨，这种高涨会对WTO 多哈回合的谈判造成什么影响呢？
山本:
有关WTO的多边贸易谈判，纵观过去的谈判模式，就可以了解到：当初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计划用4年，结果花费了8年的时间。 多哈回合开始时计划2005年结束，现在看来肯定要延期。之所以要花费远远多于原计划的时间，是因为要调整各国不同的利害关系非常困难。而且，在谈判达成协议时，还强烈要求政治意向。也就是说，需要政治意向与经济利益相吻合。
我认为以FTA为中心的地区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说明其正在从WTO的多边谈判中夺取政治能源、吸引人们注目。还有一种有力的观点认为FTA不符合GATT/WTO的大原则——无差别原则，因此在政治上，也可能引起较大的问题。但是，FTA或PTA（特惠贸易协定）并非与WTO的框架相矛盾，不会成为多边谈判的stumbling block（绊脚石）。另外，采用要求各国承诺多国之间达成的协议结果这种WTO的Single Undertaking（一揽子解决），来调整各国不同的经济利害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两个国家之间，或者地区内的国家比较容易达成协议。因此，我们虽然可以理解地区性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这种现状，但是，由于不仅是东亚共同体，还有地区主义的高涨，都在从多边谈判中削弱各国的政治能源和目光，因此说其并不利于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
编辑部:
肩负支配全球之重任的WTO对于加盟国又是怎样尽到说明责任的呢？假如说明不充分，今后需要怎样应对呢？
山本:
Accountability（说明责任）这个词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被经常使用的。我理解这个词的意思是：当有某个集团性的决定的时候，对于该决定进行恰当的说明，受其影响的人，即利益相关者对于该决定，可以表明何种程度的意见，而且，是否可以对作出决定的人或集团进行检查。假如WTO的利益相关者是国家，那么，说明责任的问题在系统上则完全没有问题。WTO除了解决争端的手续之外，在依据由一致的意见决定一切这一"一致意见规则"方面，可以说对加盟国的各国政府，都尽到了说明责任。并且，具有远远多于IMF等其他国际机构的说明责任。当然，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时会议论说：本国的利益被忽视，而且重要的决定都是在主要的贸易国之间完成，这些决定的过程透明度不够。对于这些议论，还需要适当的应对措施。而且，如果利益相关者并非国家，而是一般的人们，比如是农民，那么，就恐怕没有完全尽到说明责任了。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一方面受到WTO决定内容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却并不直接具备对WTO的影响力。他们不能在正式的场合发表意见，行使权力。不过，这是由于目前的系统是以在各国内部处理为前提的。
GATT是从23个国家开始的，而现在WTO的加盟国却多达148个国家，且极不均一。在用自由贸易、efficiency promotion（促进效率）的方法来把握解释责任的判断标准的时代，与像现在这样，将开发、环境、人权、劳动标准等与贸易这一手段结合起来进行判断的时代，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还有与WTO的自由贸易、追求效率唱反调的团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NGO的影响力较强，也有人提出WTO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国家，而应是包括NGO等在内的市民社会。针对这一变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应该怎样制定说明责任的结构。例如：即使是在WTO，也从正面提出开发的问题，也经常讨论环境和贸易的问题。而且，马拉喀什协议以来，一直在摸索NGO观察员的参加事宜。但是，WTO除了作这样的努力之外，目前还不能进行大的改革。
编辑部:
正如山本先生指出的那样，近年来，NGO加强了对WTO意向决定过程的影响力。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正在与NGO联合进行努力。但是，WTO是否特别应该在环境和人权问题等非贸易事项方面与NGO联合呢？
山本:
WTO所覆盖的领域、基本原理是促进自由贸易、保护并增进效率efficiency promotion/protection（效率的促进/保护），因此，对于非贸易事项，应该进行分工和分离。例如开发应该由世界银行负责。当然，需要两个机关的协调。我举一个和NGO联合的例子，在支援发展中国家的棉花产业近代化及重建的资金和设备方面，与NGO共同研究、讨论很重要，但是，要在WTO内建立一个那样的组织是不妥当的。从贸易与环境的关联来讲，有以华盛顿条约和巴塞尔条约为首的条约和条例。从安全保证方面来讲，有与冲突钻石相关的金伯利进程等。而WTO不包括这些领域，要将与NGO的联合作为制度来编入WTO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下一定的功夫是实现不了的。
WTO在加速司法化（legalization或judicialization），与其他的国际机构相比完善得多。甚至有人开玩笑说：WTO中的国际法专家等占一大半，谈判过程中，政治学者也参与研究。然而，一旦制定了规则，那么，政治学者就没有参与的机会了。但是，一旦WTO所覆盖的领域不仅仅是贸易，而是扩大到开发或其他的问题，那么，只是在legalization方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无法应对的问题。因此，为了解决此类问题，怎样或是在何种程度上灵活操作政治方面的问题，对WTO来说越来越重要了。
NGO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紧密相连，对开发、环境、人权、劳动等问题非常关注。基本上所有的NGO都没有把自由贸易、efficiency promotion作为基本的价值对待。至少是没有作为主要的目的而摆在重要的位置上。将这样的NGO的主张不断地引入WTO的决策中，是否会导致好的结果还是一个疑问。重视自由贸易、追求效率的是跨国公司等，为了促进WTO的谈判，需要热心于自由贸易的跨国公司的积极参加。从这一观点来看，NGO在促进WTO的多边谈判方面是一种阻碍因素。
然而，国际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冷战后，市场经济支配着整个世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想要参加到世界市场中来。另外，人们认识到了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而且人权也作为世界性规范而共有。越过国界进行活动的非国家团体，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增加了。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超国家的社会。因此，人们在谋求重新编制统治国际社会的整个系统。于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要求重新讨论、重新编制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首的整个计划。尽管如此，WTO突然引入开发、环境、人权等所有的问题，可能是非生产性的。因此，虽然应该允许NGO在某种程度上干预意向决定程序，但WTO应该定位在贸易上，并有必要对非贸易事项进行分离，重新编制整个系统。
- RIETI政策研讨会 面向打开新一轮WTO谈判僵局——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课题和日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