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都市的战略作用

编辑部:
　　您在《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国际都市：纽约、伦敦、东京）》（2001年普林斯顿出版社（Princeton），日文译本计划2006年春季由"筑摩书房"出版）一书中指出："所谓国际都市就是具有超越国界的战略性网络中枢功能的城市"，那么请您谈一下世界经济中国际都市的战略性作用。

SASSEN:
　　全球化经济体系当中的绝大部分是由电子市场、全球化通信网络来支撑、运营，并促成了地域性的分散，可是为什么总会与城市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也是对您刚才提问的一个注解。20世纪80年代关于全球化及技术的讨论中，普遍认为城市作为重要的经济单位的作用已经终结。这种想法含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全球经济体系本身的存在看作是一种被赋予的东西。在我看来：国际都市必须是拥有最新的信息技术、能够生产跨国活动企业所具有的展开全球业务、合作、管制所需要的能力的地方。注重"生产"能力的侧面，城市的概念就将复苏。因为城市是生产错综复杂、各种各样的能力战略性场所之一。为推进全球化业务，就需要能对应作为全球化经济部门特有的高风险及高投机性的、具有高度网络化的会计、法律、广告、金融、通信等专业服务部门。一般概念认为，全球化经济是大企业的力量和让物理上的距离或场所无效的新技术带来的，通过这种分析，还可以给全球化经济的一般概念上添加被人们忘却的侧面。城市依然作为生产专业性服务的理想场所在全球市场继续发挥着作用，专业服务越是错综复杂就越需要城市。

　　对全球化经济中城市的作用进行分析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重要的中枢性功能几乎都在城市当中发生、发展。而且，这些功能的复杂化也意味着大型企业要将总部中枢功能的生产委托给外部的专业服务业者。因此，只要与集中在一起的最先进的专门服务部门保持联系，那么企业的总部就可以设置在任何一个地方。

　　经历了过去15年的世界范围内放宽限制及民营化进程的今天，能够通过连接40个城市的网络来发现其组织构造。构成国际城市特色的专门生产能力的中枢的，正是独特的服务机能的组合。

　　随着纳入全球经济轨道的个别国家经济范围的扩展，国际都市的生产能力开始包容更多的部门。金融是典型的主干部门，但也不过是区区一例。其他还有全球媒体、高技术产业、贸易以及国际化进展程度较高的一部分制造业等。像纽约这样的城市，正是通过组合这种能力，支撑着金融业还有很多部门的全球性展开。同样，伦敦、东京、巴黎也是一样，某种程度上法兰克福也是如此。墨西哥城、圣保罗、汉城等城市，各自都支撑着其经济中的主要全球化部门，从这种意义上说，也可称之为真正的国际都市。地理意义上的延展要素、资源和重要业务同时且不均衡地集中的要素，共有这两种要素的模式，在构成国际体系支柱的金融部门中表现得很明显，这可能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一个莫大的讽刺。贸易与金融相比是很"民主"的。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议论说，小国也可以通过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参加国际贸易市场。与此相对，从金融业观点来看，弱小国家的存在可能被完全忽视，或者遭遇被系统所碾碎的命运。

　　世界上主要的商业中心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际网络，同时也依靠城市的向心性形成了新的地理力学。这种新的地理力学中具有最强向心性的就是把国际金融中心与商业中心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的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洛杉矶、悉尼、香港等城市。可是现在，这一网络中，又增加了曼谷、汉城、台北、上海、圣保罗、墨西哥城等城市。这些城市间的贸易，特别是以金融市场、服务贸易、投资为媒介而急剧扩张，并且由于战略资源以及企业活动的集中而导致与国内其他各城市间不均衡的加剧。这将影响国家领土统一性中都市体系的作用。随着主要都市被组合为更强力的跨国城市系统的一部分，国家的都市体系正在部分地解体。

编辑部:
　　你在书中谈到像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国际都市，与其说是相互竞争，还不如说是发挥调整的作用或功能，过去十年之间，这三个大都市间的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您是如何看待今天这几个城市的作用及其功能的？

SASSEN:
　　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只关注主要都市间的竞争，而我却意识到纽约、伦敦、东京这三大都市间一定程度上的分担功能。这是我初步的想法，通过分担功能，尽管在各自为中心的地区内国家层次的任务仍然占主流，但能够感到全球金融系统正在出现。

　　比如说，不是所有的股票市场都是同等的。形成这样中心的各地区开始了分工。它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市场的网络化，也反映了现在的市场同20世纪80年代以前严加管制的国内市场有着巨大差异。无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在今天，纽约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功能。也就是说它是金融手段的主要创新据点。这必然伴随着与法律、会计等专家的紧密结合，而且还越发需要这些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我称华尔街为金融界的硅谷。伦敦继续维持着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比其它任何城市都更具国际性。东京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让人感觉是未加工资本的主要供给地，即原料的出口方。

　　从这一讨论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日渐国际化、数字化的体系中，主要商业中心将继续保持其重要地位。这一点在所有产业中最具全球化及电子化的金融领域最为明显，其次也见诸于高端的服务产业。这些特征都说明了固定的场所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在考虑主要都市的业务成本的高低时，保有地理上的延展性被认为很有利。特别是过去10年间，有关企业运营所有的专门知识的地理流动性都提高了。尽管这样，如商业中心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还会存在呢？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理由。首先就是社会性的联系及中枢功能的重要性。不可否认，今天的通信技术使得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扩展变得更容易了。但同时，跨国企业中枢部门调整、管理功能的重要性也提高了。第二点，在全球化经济中为维持企业的运营，需要摄取巨大的资源，这就要求迅速进行合并、并购以及战略上的联合。第三个重要因素在于精英阶层以及他们所关心的课题在向无国籍化发展。对于全球化企业及他们的客户，对国家的留恋及归属意识都在淡化，这种倾向在西欧各国中尤为明显，亚洲也有可能向此方向发展。这种无国籍化趋势由于民营化以及国家允许外资企业进行并购活动而得到了助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接受了巨额的外国资本却并没有完全放弃企业支配权的东南亚，可以说，亚洲金融危机作为至少让一部分主要产业支配权无国籍化的机制发挥了作用。

编辑部:
　　作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所引发的重要现象，您提到了收入的两极分化，对此您能作简单说明吗？

SASSEN:
　　将全球化的过程与市场移植到主要都市，意味着城市经济中国际化的部门将会扩大，决定经济活动及其结果的价值及价格的新标准也将建立。这给了以往城市经济中的主流部门以毁灭性的影响。不单是量上的变化，还将会看到新经济制度构成的要素。两极分化的趋势，会在城市经济的空间结构、社会再生产的构造以及劳动力构成等方面显现出明确的模式。在各种形式的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包含着雇用中心型城市的贫困和边缘化，与带来形成新社会阶层的条件。

　　专业化服务部门所主导的经济优势、特别是金融及服务复合的新部门的崛起，会滋生出构成新经济制度的要素。因为该部门虽然只占城市经济的一小部分，但却给经济整体带来极大的影响。由于金融部门产生了超额利润，只要制造部门和附加价值小的服务部门没能产生金融活动中典型的超额利润，其价值就可能被评价过低。收益力极高的企业数量达到临界点时，商业空间、产业服务及其他商业需求的价格就会上升，其结果，收益力不太高的企业就会面临生存危机。这种企业对于城市经济及城市居住人口日常的需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金融业以及其它专业化服务部门超额利润的产生，导致其经济上的存续性受到威胁。这种倾向，虽具讽刺意味，但财富和力量向在这些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大大地扩展对低工资工作和几乎没有升迁机会的低工资劳动的需求。经济不同的部门间收益力的不均衡一直存在着。但是现在的状况却与以往有着规模上的不同，由住宅市场到劳动市场，给各种各样市场都带来很大的扭曲。高工资工作与低工资工作集中的产业的急速扩张，给消费结构带来了同样的变化。它又反馈在作业组织的存在方式和新创出的工种上。伴随新文化类型的出现，高收入阶层扩大了，其结果是高收入的定义水平也提高了。分析结果显示，这是由于低工资劳动人口大量增加造成的。

　　从概念上说明纽约、巴黎、伦敦等一些大都市中非正式经济形式增加的事实的方法之一，是假定发生了这种现象，即社会对于最上层放宽行政限制的有组织的对应。在更多的主要信息产业放宽行政限制在进行，在更多的低收入部门非正式经济形式在发生。这两种现象都能解释为新的新经济的发展与原有行政限制之间的矛盾激化情况下的调整过程。更多对主要信息产业的限制得以放宽，更多的低收益部门开始实施非公式化，这两种现象都可以解释为新经济的发展与原有限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下的调整过程。关于这一展开，我觉得可以这样看，将世界分为穷国和富国的旧分类分为中心和边缘的新的地缘力学，还有不仅仅发展中国家、高度发达国家也日益清晰地形成边缘性分布的动向。

　　全球性大都市的中心地带或大都市商业中心的房地产开发及信息通信正在进行着庞大的投资，但对低收入地区的投资却严重不足。与被高端部门所雇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工资在异常地提高，同一部门的中下层劳动者的工资却在降低。这样一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都市都出现了中心和边缘的新地缘力学，不仅使既有的不均衡扩大，产生新的扭曲的原动力也在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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