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产品制造论的基础
在长期不景气、追随美国论、中国威胁论沸沸扬扬，日本整个产业似乎已丧失了自信的世纪交替之时，笔者曾作出假设：“在日本拥有众多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整合型产品制造组织能力的制造工厂，具备这种能力且适应性良好的磨合型架构（基本设计结构）产品的生产产业、企业，都具有强势。”
上述观点是在设计论和产业竞争论相结合的“开放型产品制造论”的基础上，根据“设计的比较优势说”——工厂的组织能力（形成设计信息良好流程的日常组织体系）与产品和服务结构的适宜关系将给企业带来竞争力——提出的。因此，这个假说只适用于坚持不懈地进行能力培养的工厂、企业和产业。另外，客户对功能的需求和环境、安全管制等社会性制约非常严格，喜欢选择需要快速更新技术的磨合型产品。也就是说，尽管市场是在事后选择产品架构的，但与技术人员事先进行的模块化努力并不矛盾。
换句话说，本假设的前提是组织能力、架构、市场条件等在动态上的相适应，与“日本人凭借磨合取胜”的世俗解释具有本质区别。
我们认为这种“产品制造技术”是跨越行业界线、企业共有的互通知识，因此在东京大学设立了21世纪COE“产品制造经营研究中心”，旨在交流跨企业、跨产业的产品制造知识，并在可能的范围内与政府官员进行合作。中心成立后，“产品制造是21世纪日本企业的优势之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企业、政府、大学的接受。
另一方面，至今仍有部分媒体倾向于认为产品制造是以工匠技能（高度的固有技能）为主的，且只限于制造业的生产现场。这种看法过于狭隘。“产品制造”的概念应把生产、开发、购买、销售，乃至非制造业都纳入视野。笔者所提倡的“开放型产品制造”是一个以设计为关键的广义概念。它并非是“制造产品”，而是将设计信息“制作到产品中”，是一种凭借优秀的设计和出色的流程满足客户需求的经济活动。
对经营者、政策决策者而言的含义
笔者将在其他文章中详细介绍“开放型制造”。在此，谨对“开放型制造”的产业论、战略论给经营者及政策决策者带来的意义进行探讨。
适当资材适得其所的立地选择：首先，“设计的比较优势说”对经营者而言，是对进行“适当资材适得其所”的国际化经营的启示。既然是国际化时代，就不能、也不应将所有的制造工厂都留在日本。应留在日本的工厂要留下，应进入其他国家的要进入，这才是产业结构应有的局面。
很多现代企业跨越了产业界限和国境。所谓一个国家的一种产业，是指同类工厂的集合体，而不是企业的集合体。因此，企业经营者对产品制造工厂设立地点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一国的产业结构。例如几年前，企业没有搞清工厂长期生产能力，就被其他公司的动向或市场流行所吸引，仓促转往海外的事例不少。如果经营者的长期性判断出现失误，就会在市场进行审判之前，失去自己应留在日本的工厂，导致了自我预言性的产业空洞化。总之，现在是考验公司对工厂的评价能力的时代。
以正式的、多面手职员为主：引人注目的是，由于过度向海外低工资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结果企业为了与其竞争，致使留在日本的工厂更加依赖低工资、且属于短期雇用的非正式员工。
的确，作为紧急避难措施或经济景气变动对策，在一定程度上雇用非正式员工是一种很现实的做法。但坦率地说，日本产品制造企业的长期博弈方策，就是以正式、稳定的雇用制度为前提，培养多面手工人，以较高的生产率抵补相对较高的工资，凭借整合型的组织能力来一决胜负。正因如此，日本企业的生产率曾一直快步提升，这种方式也因而成为日本企业的优势。笔者敢说，对低工资、短期雇用、非正式的单一技能员工的过度及慢性依赖，对日本制造业而言是一条邪路。日本工厂的制胜手段只能是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而不是降低工资。极度依赖非正式员工至少不是企业的目标，即便当前有此必要，从长期来看必须予以纠正。
工厂也应提供准确信息：工厂方面的现实情况是，“如果不受到经营者的青睐，就不会生存下去”。因此，必须将生产能力的实际情况准确反映给经营者，不断发出信息，以避免经营者对立地选择作出错误判断。有时不能只是坐等经营者来视察。如果工厂闭关自守，就会遭遇生存危险。所谓“开放型产品制造”，也有面向总公司开放工厂的含义。
促进为构建能力而竞争的措施：最后，建议政府制定实现健全的产业结构的“领跑者方式”措施，促使企业为构建能力而展开竞争。
反垄断政策是传统的促进竞争政策，基本上是促进价格竞争（表面竞争）的政策。但要实现“将应留在日本的工厂留在日本”的理想产业结构，必须促进工厂之间能力构建的竞争（内在竞争）。
政府不应采取推着落后企业走的“护送船队”方式。对于在能力构建方面走在前面的企业，政府应排除其进一步提高能力的障碍，完善能力构建竞争的条件，使领先的集团进一步加快前进步伐，并要为其在国际范围内的能力构建竞争中生存下去而提供支持。即使对落后的企业按照社会政策予以救助，产业政策仍应将重点放在领跑者身上。以往的反垄断政策也没有排斥这一点。笔者认为，只有增加支持企业进行有活力的能力构建的内容，才堪称为国际化竞争时代的产业政策。
培养指导员：尽管构建能力的主体是企业，但政府可以对此进行支援，方式之一是推进产品制造的创新。尤其是采纳其他领域改革成果的引进型创新，从整体而言，比应用尖端科学技术的科学型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
可担任上述创新的中介者，是能够跨产业指导“产品制造技术”改革的“产品制造指导员”。其最大的供给源是工厂的资深人士。应将60岁以上的产品制造人才尽可能重新培养成其他行业也能利用的人才，开放指导人员的劳动力市场。即使将资深人士控制在企业内部，结果也只能是促使其在退休后流动到国外。笔者认为，只有使“产品制造指导员”发挥作用的“开放型工厂”，才能有助于日本产品制造的创新。
东京大学在经济产业省的支持下试办了两年这种学校，现在该学校已经独立开展业务。促进企业间、产业间的人才交流，正是始自工厂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