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模块化的发展与贸易结构
迄今为止的实证分析说明，在过去的25年里，东亚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模式正在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演变，同时产业内贸易侧重于垂直型分工结构。而且，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受到直接投资扩大的强烈影响这一点也常常被提及。此外，各类分析中基本达成的共识是，80年代以来，运输设施的完善、通信网络的发达、生产工序的自动化和模块化等广义的通信技术进步，显著地降低了对生产工序进行国际分散所需的成本，促进了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扩大。结合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生产工序国际性分散的趋势使东亚地区的区域内直接投资扩大，而直接投资扩大使同一区域内的垂直型分工结构以及反映该结构的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得到扩大；东亚贸易结构的变化将遵循“产业间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进化模式。现阶段可以做到的实证性计量结果还认为，虽然各产业间存在差距，但垂直型产业贸易仍在显著地发展。
最近，将直接投资对这种贸易结构的演变所施加的影响明确地纳入模型的实证研究进行得比较多，其大部分支持东亚地区直接投资的扩大是垂直型产业内分工发展的重要因素的说法。虽然东亚地区贸易结构的进化模式看似正在趋同，但在垂直型产业分工的定位、最近直接投资扩大与产业内分工的关系等方面仍可能存在不协调。
在将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作为基础的情况下，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差别依赖于投入结构的不同。例如，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带来产业间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而未必对产业内贸易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在此意义上，如果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模型为基础对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进行分析，就要求产业划分的理想方法应能够适应投入要素之间的区别。而按照其它模型进行产业分类和商品类别，并据以进行的实证研究得以正当化，前提在于，属于同一类别的商品所在产业的整体生产活动中，决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技术结构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基本等同的可能性，及其相反，在不属于同一类别的商品的情况下则不同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可以推定，商品类别的不同与决定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技术之间的差异是相对应的。
另一方面，近年东亚地区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与生产工序的模块化及其地理范围的扩张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通过产品和工序结构的模块化的进展，在生产工序细致分割和分权式管理的可行性增大的同时，通过通信和运输设施的发展、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相关制度建设的完善，将地理上分离的据点连接起来，降低了递送必要信息和物资的服务连接成本，从而对生产工序进行更加细致的分割，增大了利用直接投资将各生产工序进行国际化分散的可能性。
结构的模块化通过界面的标准化和单一化，形成中间产品市场，事实上对产业以工序为单位的不断细分发挥着作用。此外，服务连接成本的下降很大程度来自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以及贸易投资手续的顺畅化。80年代以来，很多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向引进外资型的发展战略转型，成为促进这些国家简化贸易投资手续等的巨大动力。
如果认为最近东亚地区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因产品和生产工序模块化及服务连接成本下降而伴生的生产工序国际性分割相联系的话，这一动向则意味着生产工序的纵向分割。纵向分割生产工序，实行地理上的分散配置，很可能在分割后的生产工序的投入要素上产生不同。既然模块化具有界面的标准化和单一化的趋势，那么制作各种模块和组装这些模块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之间的差异就必然非常明显。将分割一项生产工序的最大理由着眼于各工序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并非着眼于使最终工序接近消费者所在地，这种情况下，才会进行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其贸易关系才具有产业间贸易的特点。按照这种思路，可以认为最近东亚地区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带来了扩大产业间贸易而并非（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效应。更具体而言，即使考虑到模块化进展导致生产工序继续细分的状况，仍能说明直接投资具有扩大产业间贸易效应的可能性。
如果结构的模块化显著发展下去，就很难在模块的组装工序方面实现差别化。也就是说，在具有集成结构的模块生产中，差别化虽然可行，但在运用该模块组装最终产品的工序中，能够区别模块品质本身的品质差别化方面将出现困难。以具体事例进行简单说明，如音响制品，在IC芯片性能完全决定最终产品性能的情况下，差别化的产生除了使用不同的IC芯片外别无可能（出于简化的目的，在此排除了体积、重量、形状、设计等要素）。由于IC芯片的界面实现了标准化，无论何种IC芯片，最后组装工序本身并无不同，无论最终产品的质量如何，最后组装工序在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进行是合理的。如果这种IC芯片是集成结构，就难以将生产工序进一步细分和对界面进行标准化，所以这种IC芯片制造产业通过产品质量进行差别化是可行的。但是，使用这种芯片的组装产业缺少差别化的独特技术要素，因而能够以最低廉成本组装的企业就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服务连接成本在上述状况之下降低，产业内部的垂直型分工停滞，自然增加了发展产业间分工的可能性。而且如果结构的模块化全面发展，迄今发展起来的产业内垂直型分工将在未来停滞，相反产业间分工有可能卷土重来。
从不同模块化水平看东亚地区的贸易结构
为了在解决上述疑问的同时，研究东亚地区贸易结构的变化，有必要通过明确认识产品结构的形式进行实证分析。
本稿的贸易数据以联合国统计署编制的双边贸易数据为基础，并从中抽取出与大鹿和藤本（2006年）测算出的模块化程度相符合的产品种类，按照模块化程度分为三组，分别进行产业间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比例测算和出口特定矢量系数的测算。产业间贸易、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例的测算方法是，按照各个产品种类，计算该国向贸易伙伴的出口金额和从贸易伙伴的进口金额之间的比例，比例值低于1：10或高于10：1的产品种类的贸易额合计称为产业间贸易；其他产品种类中，将贸易单价的分界值设为25%，计算单价差低于25%和高于25%的商品的比例，前者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后者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整体考察过去10年间东亚地区贸易结构的演变，以往指出的产业间贸易向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转换的模式基本得到实践的证明。但是如果按模块化水平进行测算，就会发现这种转换在不同模块化水平之间并非同步发生。
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方面，将集成性结构的产品种类进行国际性水平型和垂直型的差别化，并形成反映此差别化的贸易结构，与此相比，模块化水平高的产品种类，其水平型和垂直型差别化反而倒退，以产品种类为单位的分隔现象将发展。这一测算结果应与经验性的切身感觉相一致。在喷墨打印机和台式电脑的最终组装等模块化程度高的产品种类的产业领域中，不乏短时间内从日本国内扩散出去的商品，但这些产品种类因为属于初级产品，所以并不是向中国和东盟（ASEAN）国家转移生产工序。由于实现了高度的模块化而难以在组装工序中进行独立的差别化，从而陷入严峻的价格竞争，所以才将其转移到中国和东盟国家。今后，如果产品的模块化水平整体上升，或者模块化水平高的产品种类所占贸易额的比重上升，完全可以认为日本和东亚各国贸易整体的结构也将逆转趋向产业间贸易。以模块化发展为背景的近期全球性生产工序的地理性分散和直接投资，具有推动生产工序的国际性分隔，强化产业间分工体制的作用。如果考虑到模块化的进展必然创造出具有较高集成性结构的中间产品市场，那么在新创造出的具有集成性结构的中间产品市场，垂直型和水平型差别化的扩大趋势，和伴随模块化进展向以产品种类为单位分隔的方向收敛的趋势，在此两者平衡过程中，将会决定整体的走向。
另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韩国、中国、东盟五国在贸易结构上与日本处于明显的互补和竞争关系。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这种贸易结构在模块化水平高的产品种类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通过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高模块化水平的产品种类的生产工序转移到了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东盟五国。如果考虑到这一情况，那么迄今模块化的进展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但不能否认的是，模块化水平高的产品种类的生产工序选在中国和东盟五国，这在某种程度上从反面说明，由于其模块化的结构，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由任何人进行生产。如果通信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贸易投资程序更加顺畅，由生产工序的地理性分割所带来的追加成本整体减少，则可能出现流动而不稳定的状况，细微的条件变化就会使追加性生产工序的选址发生巨大变化。当然，生产工序的地理性分割与集约化的形成机制存在关联，并受到自我增值和锁定效应等各种路径依赖性的要素的影响，仅从模块化发展的侧面无法进行判断。但是，模块化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可能诱发价格竞争的进一步激化，使处于竞争关系的地区遭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