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安全保障的两个误区

山下一仁
RIETI高级研究员

  关于食品安全保障有两种要唤起注意的意见。一个是在农业界之外以前就有的主张,另一个是最近在农业界经常听到的、在农业界人们心里引起共鸣的意见。

主张食品安全保障有错吗?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意见。

  在日本有这样的意见:"在日本生产没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是不合理的。依靠进口石油的日本,只考虑食品安全保障是幻想,保护自由贸易,确保进口渠道才是重要的"。

  关于农业的生产要素,例如,除草剂和农业机械是劳动,化肥是积肥,这些都可以代替。如果驱动农业机械所需要的石油不能进口,就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这一见解没有考虑到生产要素间的可替代性。即使没有农药、化肥、农业机械,二战前农业也存在。像战后不久那样发生食品危机时,出现了食品和农产品的价格相对大幅度上升。在这种时候,即使任由市场,即使牺牲其他商品生产,也会把劳动力和能源等生产要素转向食品和农业生产。在战后的倾斜生产方式中,曾经把能源重点投入到化肥生产,学校的操场里种植了薯类等农产品。

  在日本的石油类消费中,农林水产业和食品制造业所占比例只有6%,即使进口相当长时期断绝,只要把石油储备(目前170天的全部消费量)优先分配给食品生产,就可以相当长时期地维持食品生产。

  自由贸易提高经济的社会福利水平

  但是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被忽视了的"现实"。

  首先,由于出口国的出口数量限制和出口税,即由于政治因素市场被扭曲。在乌拉圭回合中,农产品的进口数量限制全部废除,替换以关税,即关税化。日本曾提出,禁止像1973年美国禁止出口大豆那样限制出口数量,但是印度大使表示反对说,歉收时当然应优先提供国内消费者。而且,尽管根据国际经济学理论,出口税与进口关税具有同样的效果,但关贸总协定和WTO却对此未作出任何规定。这是因为,WTO是根据出口国的理论组建的,如果其他国家实施出口限制或课以出口税,供应就会减少,国际价格上升,使出口国受益。目前很多国家实施出口限制,对于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食品,没有国家会在本国国民也在遭受困苦时,把食品分给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可以确保食品安全这种说法,是不了解国际食品市场的实际情况。

  遭受困苦时外国靠不住。所谓食品安全保障,是主张在国际食品和农作物价格暴涨,从国外得不到食品供应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本国农业资源向国民提供必要的食品。这时如果不能确保必要的农业资源,就会发生饥荒。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建立在生产要素在企业之间和产业之间自由移动这一前提之上。农业不符合这一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农业需要耕地。在农业的生产要素中,水和土地不能由其他要素替代。此外,耕地一旦转换为其他用途,就很难再返回为耕地。

  也就是说,如果耕地减少,当进口农产品价格暴涨,食品供应受到威胁时,由于农业生产不能充分扩大,因此进口国会比通常想象的更贫乏。这就是在平时必须确保耕地资源的国际经济学上的理由。

  所谓安全保障是什么呢?与军事领域相同,是为防"万一"的保险。当然,实际支付保险的情况很少,但是我们要为防备"万一"事态进行储备。就农业领域而言,维持和增加优良耕地所需的成本,具体来说即农业相关预算就相当于保险费。也就是说,从短期来看自由贸易固然很好,但是从长期情况考虑,条件可能改变,发生谷物价格暴涨,进口断绝等。如果只依靠自由贸易,丧失耕地,那么遇到万一时,就会闹饥荒,出现饿死人的悲惨情况。所谓粮食安全保障就是探讨这种作长远考虑的保险。

  按照这种思考,就不得不说,为减少耕地的减反支付保险费的现状充满了矛盾。而且,通过公共事业等建造了110万公顷耕地,与此同时,在1961年时尚有609万公顷耕地中,超过40%的250公顷耕地根据减反等政策,因放弃耕作或转用为住宅等而消失。农业行政的主张和实际做法偏离太大。在食品安全保障问题上,重要的是纠正农业行政的根本矛盾。

日本的农业保护少吗?

  另一方面,近来有人认为日本的农业保护水平低于美国和欧盟。其中一个根据是,日本的平均关税率为12%,相当于欧盟的一半。这里面不包括大米等高关税率。

  作为另一个根据举出的事例是,日本的国内保护额(6400亿日元)比美国的1.8万亿日元和欧盟的4万亿日元少。但这是计算国内补贴的WTO的AMS数值,其特点是像OECD的PSE那样,在制度上无视由于关税使消费者负担的高价格部分。而且,正如我在10月5日一期中所指出的,日本农业保护的90%是依靠消费者负担的这种内外价格差。

  但是,持此论者认为OECD把关税之外由消费者评价的"国产加价"这部分作为非关税壁垒计算,因此对OECD进行批评。实际上确实如此吗?OECD计算的日本的PSE为4万亿日元,恐怕很难设想这一数值与AMS之间相差的3万多亿日元都是国产加价。而且问题还在于,日本的AMS本身就已经把国产加价计算在内了。

  AMS是行政价格支持和补贴等国内政策(关税另外进行削减)的削减指标。这是出于和PSE同样的考虑,由行政价格的消费者负担(内外价格差×生产量)部分和贸易扭曲度高、作为削减对象的财政负担的补贴部分组成。1997年度的AMS为3.1708万亿日元。其中补贴等财政负担只有2029亿日元,消费者负担的内外价格差部分为2.9679亿日元,占93.6%。分品种来说,大米的AMS2.3975亿日元中,有2.3153亿日元(96.5%)是来自大米的市场价格支持的部分,这部分占总AMS的73%。这是粮食管理法时代日本短粒种大米的政府收购价格与长短粒种的泰国米价格之差,国产加价计算在内。

  然而,1998年度AMS大幅度减少至7665亿日元。这是因为粮食管理法被废止,取消了作为行政价格的政府收购价格,占AMS70%的大米行政价格带来的内外价格差的部分,从AMS计算中消失。日本的AMS减少并不反映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国民、消费者负担减少,只不过是废止行政价格这一单纯的制度变更结果。但是,只规范国内政策的AMS把行政价格与国际价格之差作为内外价格差,与此相对,PSE显示包括关税等国境措施在内的农业总体保护,无论存在行政价格与否,都把受关税保护(由于把国内市场从国际市场隔离开)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之差作为内外价格差。因此,表示纳税人和消费者实际负担的PSE,由于只要大米的价格差存在就计算在内,所以不像AMS那样减少。

  农业应走的道路,是在国内消费随着人口减少而减少的过程中,通过努力提高生产率,提高国际竞争力,找到出口的活路。这是一条需要付出艰辛努力的道路,但是除此之外,日本农业没有生存之路。

2008年11月5日《周刊农林》

2009年2月19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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