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价格高涨下的农业政策 停止缩减耕地面积政策,努力增加粮食产量

山下一仁
RIETI高级研究员(兼职)

  最近,报刊上正在热议粮食价格高涨的问题,预计今后粮价将继续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思考日本应采取的农业政策。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特点。在各国的贸易政策中,国际农产品市场与各国的国内市场处于分开、隔离状态。当国际价格走低时,各国就会动用关税防止廉价的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当国际价格高涨时,则会增加出口税或限制出口量,以优先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此外,与工业品不同,由于粮食贸易量只有生产量的15%左右,因此微小的供需变化就会左右贸易数量和国际价格。1973年,因粮食价格暴涨3-4倍而引发粮食危机的时候,全球粮食生产只减少了3%。

  日本一方面通过用高关税抬高农产品价格,保护大米等市场,另一方面大量进口小麦和玉米等,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从突发性食品供应危机(粮食安全保障)的观点来看,今后是否还能维持这种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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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日本曾就农产品的问题提议限制有关禁止出口等限制出口数量的措施。然而,印度代表却反对说‘收成不好的时候优先考虑本国国内的需求是理所当然的’。

  1995年~1997年,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时,欧盟(EU)停发出口补贴,征收出口税,优先考虑本地区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粮食。现在,印度和越南禁止出口粮食,俄罗斯和中国征收出口税。

  过去,日本曾提议废除出口数量限制改为征收出口税,并减少征税。但是最近,日本转而认可出口数量的限制,将提案内容改为与出口国的协商破裂时,交给专家委员会对出口限制措施正确与否进行判断。但是,就连日本的这种提案也饱受批评。因为,‘以往日本说为保护国内的农业而利用高关税限制农产品进口,可是当遇到困难时又增加进口,太自私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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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印度代表所说的,在国内发生饥荒时向其他国家出口粮食是不现实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最终可以依靠的还是本国农业。然而,看一看国内的农业情况,食品自给率已从1960年的79%下降到39%。

  有人认为这由于饮食生活的西化现象。即使真是这样,只要采取相应的政策,降低大米价格,提高小麦价格,那么自给率就不至于下降到这种地步。然而,实际上政府采用的是与此相反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政府在大幅度提高大米价格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只在生产者价格上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幅度,因此小麦的消费者价格反而下降了。

  大米的高价位进一步加剧了大米消费减少。在过去的40年间,人均大米消费量减少了一半,但大米的生产量受价格刺激导致过剩,自1970年开始近40年,通过缩减耕地面积和改种其他农作物不断进行生产调整。另一方面,小麦的生产量,尽管此后实行了复兴政策,却只有100多万吨,相当于1960年的四分之一水平。即使现在,在减产500万吨大米的同时,进口的小麦数量超过了700万吨。

  1995年,在废除粮食管理制度之后,为保持大米的价格而持续进行了生产调整。这是一种限制供应的结盟,而被迫承担高价成本的是消费者。

  可是,虽然生产调整的面积超过了整个水田面积的40%、达到了110万公顷,却并未能防止大米价格的下跌趋势。在生产调整过程中,虽然为改种小麦、大豆等其他农作物以提高粮食自给率而支付了补贴,但实际上种植农作物的仅仅是43万公顷。若要维持大米的价格需要进一步生产调整,然而农民一方却强烈地认为缩减耕地面积已到了极限。

  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农田就无法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然而,尽管自给率如此低下,却因缩减大米耕地面积使人以为“农田还有富余”。虽然通过公共事业等,造了110万公顷的农田,但反过来却有260万公顷的农田被转用于住宅等,放弃耕种而消失。如今,仅剩下的农耕地460万公顷。即使全部种植能够产生最大摄取热量的白薯和大米,也只能够勉强能维持日本人的生命。由于以缩减耕地面积为主的生产调整,农田将进一步减少,更危及到日本的粮食安全保障。

  以生产调整和维持价格为核心的传统的大米政策的失误已暴露无遗。考虑到当前围绕农产品的国际形势,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相关政策已迫在眉睫了。

  除了农产品的供应之外,农业还包括水资源的涵养和防汛等多方面功能。但是,应认识到只有将水田用作耕种水稻的生产装置上,才能发挥出多方面功能。

  未来大米的消费将受到双重影响。即,人均粮食消费量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日益下降,同时,粮食的总消耗量也将随着人口的减少而进一步下降。如果继续推行现行的大米价格政策,未来40年内人钧消费量再减少一半,那么到2050年前后,大米的总消费量将从目前的850万吨下降到350万吨。这意味着,生产调整达210万公顷,耕种水稻只需50万公顷就够了。这样一来,势必导致日本农业的大幅度缩水,也将失去农田资源及其多方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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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照日本国内的大米价格和进口到日本的中国产大米的价格(图),就能反映出国际市场上的行情,中国产大米价格上涨,同时,日本的大米价格却因内需减少而下降。这是日本的国内市场因关税从国际市场被隔离开的一个佐证,但我们更应注意这两种价格比较接近的现象。按照笔者的估算,如果停止生产调整,大米价格就会降到每60公斤9500日元以下,低于目前中国产进口大米的价格,而国内需求也将扩大到1000万吨。

日本与中国的米价(短颗粒种)

  自实行粮食管理制度以来,农业团体一直在说:“如果降低大米的价格,就会给主营农业的农民带来很多困难”。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从现在的1万4000日元的价格计算,只要将降低价格的80%左右补贴给他们就可以了。在700万吨的流通量中,主营农业的农民所占的市场份额为40%,因此1600亿日元也就足够了。这个金额等同于向参加生产调整结盟的农民所支付的补贴数额。

  同样,对于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业活动的兼营农户来说,只要将农田租借给主营农业的农民,那么所获得的地租收入就能超过目前每年10万日元左右的农业收入。随着主营农业的农民扩大规模,成本下降,兼营农户获得的地租也会进一步增加。

  不但财政负担不增加,而且消费者因价格下降而受益。再者,虽然日本的人口在减少,但世界人口却不断在增长。到目前为止,只注重满足国内需求的做法导致了农业的逐步滑落,今后还需要把目光扩展到海外。即使日本出口400万吨价格便宜的大米,也只有中国粮食需求的1%。当发生粮食危机时,只要将出口的大米转而供应国内,就能应付饥荒。

  无论是大正时代引发大米骚乱、还是战后时期勉强糊口度日,主体都是消费者,因此粮食安全保障本来就是消费者的主张。限制食品供应,以高价压迫消费者家庭经济的政策与粮食安全保障是互不相容的。

  39%的自给率意味着通过国际市场筹措61%的食品,因此势必加剧依赖进口食品的发展中国家的饥荒。欧盟也在考虑废除生产调整。笔者从几年前就开始呼吁废除大米的生产调整,但农业行政却与根本性改革背道而驰。如今,政府首脑也示意重新审视缩减耕地面积的做法,因此,当前正是脱离战后消费者负担型的农业政策,通过出口从缩小农业规模转向扩大农业规模的一个大好时机。只有这种政策,日本才能够在遇到粮食危机时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并确保日本的粮食安全。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08年6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8年8月7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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