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3支箭""一亿人口总动员社会"为标语，安倍政权的经济政策拉开了安倍经济学的第2幕。正当安全保障法案成立、迄今的安倍经济学快要断气的时候，虽然政府需要出示一个大转换的方向，但也不能否认使人感到唐突。因为这类概念在迄今众多的有识之士会议中根本就没有被讨论过。
如果为了新鲜的卖点，首相在记者会上冷不防宣布也是有效的手段。但问题在于其意义未必众所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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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首相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600万亿日元""出生率1.8""护理人员零离职率"这些具体内容，就连首相的亲信都认为是"靶"而不是"箭"。
另一方面，在10月29日举办的一亿人口总动员国民会议的资料里，把新3支箭重新定义为"带来希望的强有力的经济""编织梦想的育儿支援""使人安心的社会保障"。让人想起民主党执政时代提出的"强有力的经济""强有力的财政""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这3个命题。
新安倍经济学和旧安倍经济学有什么不同呢？虽然把旧安倍经济学第3支箭的增长战略吸收进争取"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里是很自然的，但是在10月15日的产业竞争力会议资料里明确记载着，今后的增长战略的2个支柱是"生产率革命"和"推广地方安倍经济学"，完全是换汤不换药。这些内容如何与新3支箭中剩下的2支箭"少子化"和"护理"一起，带来"一亿人口总动员社会"呢？
在安倍经济学第2幕里，新旧主角交替登场，出现了混乱局面。
为了摆脱这样的局面，需要以"一亿人口总动员社会"为目标，把新3支箭捆绑在一起。改革是由"人"进行的，也就是包含教育在内的广义的人才改革和工作方式改革。
要想创造出决定生产率走向的创新（技术革新），构建不论男女都能一边育儿或护理父母，一边安心工作，心情舒畅地各尽其才的社会，就必须进行人才和工作方式的改革。在以"一亿人口总动员社会"为目标的攻坚过程中，如果没有人才和工作方式的改革，安倍经济学的第2幕就会被指责为只是为了竞选而向育儿和护理政策撒钱收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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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担任委员的规制改革会议上，提出了工作方式改革的根本在于实现多样化的工作方式，对为此需要开展什么样的改革，会出现什么样的社会进行了整理并公布了内容（参见图5）。在5个改革的重点里，以确保健康及公平待遇为前提，把不限制时间和场所、可以灵活调整工作特别作为少子化和护理对策的重要视点。
为了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能力，在就业和更换工作的入口处让人们得到满意的选择非常重要。
人才和工作方式改革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需要长期努力。正如德国总理施罗德时代的就业制度改革所示，改革的果实可能要到下一届政权才能收获。
旧安倍经济学的特征之一是，在政策方面有强烈的短期取向。为了实现制定安保法案的夙愿，作为政权需要在经济领域得到快速加分，尽量提高政治资本。因此需要经常注意股市和民意支持率的动向，在经济领域追求清晰可见的成果，除此别无出路。
过去的政权由于担心引起政治不稳定，中央政府各机关对要求长期承诺的政策态度消极。但现实情况是，虽然基于长期视点下决心实行改革的政治稳定性已经得到保障，但为了长期保住政权，政策反而陷入了不得不短浅化的怪圈。
举例来说，今后预定在国会讨论以拥有高度专门技术的劳动者为对象，把劳动时间长短及时间段与工资的联系进行分离的"高度专业（取消小时工资）制度"。这虽然是创建新工作时间制度的重要的第一步，但条件仅限于年收入高达1000万日元以上的阶层，从"一亿人口总动员社会"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多问题。
不仅工作时间，人们对雇用制度改革的方向性也抱有疑问。江户时代只限于特定场所被允许进行贸易，即所谓的"特区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允许高年收入的高级专业人才"特区"作为例外取消限制，但对其他人仍然完全采取"锁国"政策。
当然，这种"特区主义"从劳资双方达成一致的角度来看摩擦较少，在早出成果这一点上或许有效。但今后对于希望不受时间限制的广大劳动阶层，也需要不仅有利健康，而且在确保公平待遇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改革。
另外，要想实现多样化工作方式，尽快改善决策过程是当务之急。虽然在各种会议上对雇用制度改革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意见，但厚生劳动省以劳资双方代表没有参加为理由，不停地举办研究会。之后，在劳动政策审议会上进行审议，许多政策得出结论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
进而象此次修改劳动人员派遣法，从最初在国会提出到成立经历了很长时间，阻碍了其他雇用制度改革的过程。
工作方式改革显现效果需要很长时间，因此需要尽快诉诸实行。为此，现在需要在整理讨论雇用的各种会议的作用后，创造讨论场所统一管理，由劳资双方代表参加，保证3方参加的结构，使包括非正式员工在内的各种劳动者的声音能传递给全体国民，并展开讨论。
在首相、相关部长、有识之士等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方向和结构，在劳动政策审议会上对制度设计进行更具体细致的讨论，实行这样的分工合作是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此次成立的一亿人口总动员国民会议里，劳方代表没有参加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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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式改革意味着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制度、文化、意识层面下刀。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用"花岗岩"比喻现有法律，或许更代表着我们头脑的顽固，这才是真正需要开凿的对象。
从1990年代开始进入变革期的日本雇用体制发生根本变化需要整整一个时代，对此我们应有思想准备。但是在经营决策者为30到49岁的企业里，有效运用IT（信息技术）的新工作方式已经出现。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中，要求我们切实并迅速地实施每一个工作方式改革。
2015年11月10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