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就业为核心迅速进行制度改革

　　自去年年底以来，经济迅速下滑的趋势无法得到遏止。就像看着一块石头落入高山深谷的黑暗中，连声音也听不到，让人感到恐怖。到底经济会下滑到什么地步呢？仅仅靠政府的财政措施能否阻止需求的急剧收缩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大幅度减产，尚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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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住宅和土地市场的泡沫和崩溃，在这一点上与过去的金融危机并没有什么不同。另一方面，证券化及结构债券等复杂的金融技术使风险转移更容易，但由于泡沫的破灭无法对风险进行评估，因此信任作为金融资本市场交易的前提不复存在，交易和定价机制的瘫痪就成为本次危机的最大特色。

　　这一情况导致人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有多少可能性等不确定性因素提高，广泛采取对风险极度回避和观望的行动。这进一步导致了需求减少，危机进一步恶化。由于存在合同的不完善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所以在各类经济主体间的交易中，有无信任和评估实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信任崩溃、不安的自我增殖过程也波及到其他市场和交易。

　　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职责是避免不信任和悲观的连锁反应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从而导致大萧条。为此，应考虑采取政策对经济主体的预期施加影响。而且与简单地振兴经济相比，更应寻求尽可能降低不确定性的政策。

　　具体来说，首先，作为应急措施，重要的是迅速果断地充实广义的安全网，以消除经济主体的猜疑和恐惧心理，恢复人们的安全感。政府通过信用担保等积极支持企业的资金周转以防止健全的企业破产，通过向资本严重受损的金融机构注入政府资本来谋求稳定金融体系，这些做法都是从上述观点出发而制定的政策。特别是如果事先设定大规模的资金支出用于该目的，保证将来如果出现问题会迅速予以处理，就能够使人们放心。

　　当然，如果这类政策导致人们总是期待政府的帮助，则会带来未来的道德风险。但是，如果过于担心这一点而在采取政策上犹犹豫豫，那么只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在发生挤兑风潮时，取款窗口排长队，银行为了使存款者放心，会在柜台上堆满一叠叠的钞票。首先，为了确保“放心”，政府应该积极宣传已经准备好了万全之策。

　　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将注意力放在紧急的应急措施上，就容易看不到政策大局。也就是说，与短期政策整合互补的长期制度设计和制度改革的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经济领域发生问题时为什么非要大胆进行伴随痛苦的改革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危机恰恰是制度改革的机会”。危机使制度改革无法再拖延，被逼到这一步反而成为推进根本改革的动力。

　　而且，危机排除了对增长的乐观预期，这也是着手进行制度改革的一个促进因素。在集中讨论财政收支一体改革的2006年，虽然经济状况良好，但包括消费税在内的财政收入改革遭遇挫折。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恶化的去年秋天以后，关于包括消费税在内的税制根本改革的讨论却反而取得了进展，这从制定显示改革方向的“中期计划”的过程来看，也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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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的迅速下滑，造成就业形势迅速恶化，从确保国民“放心”的观点出发，如何解决就业和工作问题，可以说是目前最重要的政策课题。对于前面提到过的短期的应急对策以及与之相整合的长期制度设计，在这里使用“放心”“培养”“灵活”这三个关键词来进行思考。这三种政策可以说像“三支箭”一样是互补的。

　　首先“放心”指的是短期内针对受经济恶化影响最大的非正式劳动者采取迅速大胆地扩充社保网络的做法。特别是就业保险，虽然适用标准将从现在的工作满一年放松到满六个月，但仍旧不充分。应考虑改革制度，不管预计在什么机构就业，都应与劳动事故保险一样适用于所有的就业者，与年金及医疗等社会保险合为一体实施。

　　但是如果仅仅采取过度放宽社保网络的政策，就容易诱发劳动者的道德风险，产生劳动力市场僵化的副作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在向福利国家迈进的欧洲各国发生了虽然经济复苏但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的情况，我们不能忘记这种长期结构性失业的痛苦经验。要强化“放心”，还需要从下面论述的“培养”和“灵活”的视角出发，进行长期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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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培养”指的是为了使失业的劳动者更容易重新就业而采取的培训、带补助的雇用、国营职业介绍等积极的就业政策。越是失业补助丰厚的国家，越致力于积极的就业政策（图），以减少道德风险的影响。但是，根据欧美的经验，很多现有政策并未取得成果，对于政府介入教育、培训的效果不应有过高的期待。

　　另一方面，以提高失业者寻找新工作的意愿为目的的“催化剂”也值得关注。在荷兰、瑞士等国家，就业顾问与失业者定期见面，协助失业者寻找职业，对于不接受培训等的失业者严格限制失业补助，这些附加条件的对策也值得日本参考。

　　另外，所谓“灵活”指的是提高就业市场和劳动方式的灵活性、流动性。应该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基础，使希望就业的失业者以及希望成为正式员工的非正式员工能够通过努力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必须避免劳动市场的僵化，化解失业者与就业者、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隔阂和两极分化。制造业终止雇用派遣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问题，非正式就业问题的本质在于规定就业期限的限期就业。

　　日本女性的限期就业比率在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各国中已经名列前茅。如果这一比率进一步升高，就业调整将仅仅集中在限期劳动者中，容易形成正式员工在就业、工资方面完全不受影响的状况。对于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的单个企业来说，提高限期就业的比率，确保雇用调整的缓冲，也许是合理应有的行为。但是从日本全国来看，这种只有非正式员工受到严重的经济恶化影响的状况，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一直以来支撑日本政治、社会和经济稳定的“社会一体性”。

　　由于限期就业少有就业保障，因此对于同一劳动应该担负以某种形式支付补贴的义务。而且，对正式员工的待遇也应首先纠正福利方面的优越性，最终修改就业保障的方式（引进金钱解决方式以及重视并明确整编解雇四项条件中的手续和解释义务条件）纳入视野进行制度设计，从正式和非正式两方面向均等待遇努力，要使正式和非正式员工共同分担经济变化的风险来面对这次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