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日本的应对——支援社会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最近的经济增长理论，为维持高度增长除了人口因素外，前提是要完善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在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所需的知识产权的确立与保护工作滞后，日本在这一方面提供支援同样也有利于世界经济。

　　姑且不论统计数据是否确实可信，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以廉价劳动力为武器确立其“世界工厂”的地位。

　　最近中国威胁论也盛行。照这样持续发展下去，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规模将超过日本、美国，总有一天将成为21世纪的超级经济大国，在政治、外交、安全保障方面也将对日本带来不利，类似议论也很多。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悲观的论调认为持续的高增长将在明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这类大型项目结束后终止。

　　高速增长总有一天将停止，这一点中国也将不例外。但是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与其他国家相比，高速增长长期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并非为零。这就由于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的人口超过现在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占据世界近四分之一的巨大人口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呢？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从长远来看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增大，短期内人均收入增长率将降低；而如果人口增长率降低，情况正好相反。但是，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来看，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是人口的增长率，人口规模本身的大小不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主流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人口规模本身将影响经济增长率。专业术语叫做“人口规模效应”，还开展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例如美国哈佛大学的克莱默教授以没有开展相互交流的欧亚大陆、南北美洲、澳大利亚大陆以及两个孤岛的数据为依据，研究了公元前1万年至大航海时代前的经济史，揭示了初期的人口规模越大技术进步率越高的关系。

　　内生增长理论有几种模型，一种模型认为给长期经济增长率带来正面效应的是人口规模本身，而另一种模型认为是人口的增长率。后者倒不如说是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根据东京大学户堂康之副教授等人的研究，可以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如果人口规模大则人均收入增长率也高。

　　那么，为什么人口规模大经济增长率也高呢？新的增长理论认为“创意”是增长的源泉。所谓创意不光是指天才突发奇想的创新性好主意、技术进步，还是一个包括独自的生产和销售方式在内的软件方面的广泛概念。假设人口越多优秀的人才也越多，这样的国家将诞生很多优秀的创意，并易于推广。遵循这一逻辑得出的结论是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增长率也越有可能得到高。

　　如果人口的规模效应大，与此前经历过增长曲折的各国相比，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存在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性。普遍认为日本的高速增长遭遇曲折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地区提供的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枯竭导致实际工资上涨，技术方面快速赶超而接近前沿状态，以及石油危机等外部因素。现在的中国经济不仅开始面临与过去的日本相同的几个课题，还面临着日本高速增长期所没有遭遇的急剧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此外，劳动力、储蓄减少等制约也逐步增强。然而中国拥有的人口是当时日本的10倍之多，如果出现优秀的创意刺激增长，或许可以跨越诸多障碍。

　　然而内生增长理论并非主张人口规模无条件地提高增长率，而是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看作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注重的是是否确立了市场规则并使其得到遵守的制度，尤其是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不可缺少的所有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的确立与保护。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重视的创意不具有只要有一部分人在使用其他人就不可以使用的性质（非竞争性），而是具有外在性，规模经济容易发挥作用。以研究开发为例，为了鼓励企业从事研究开发，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作为公开技术的补偿设定一定期限的专利权，让企业能够充分获得研究开发成果的等价收益。如果没有建立专利权，企业则认为不投入高昂的成本进行研究开发活动，无偿地利用其他企业的研究成果更为划算。如此一来，从整体来看研究开发停滞不前，增长的动力不足。

　　遗憾的是中国在这一方面非常滞后，虽然表面上建立了法律制度，却很难说得到了很好的落实。雅马哈发动机的商标侵权案经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高额赔偿，不过对外资企业的侵权行为等这仅仅只是九牛一毛。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中心2006年度发表的一系列报告书来看，进入中国的多数企业都因遭受仿冒品侵权而焦头烂额，其中有企业甚至一年遭受的损失高达10亿日元以上。司法程序花费时间和费用，行政处罚轻，起不到惩戒的作用。最近中国出口无商标产品、在第三国伪造成名牌产品的手法也较多。简直就像玩打田鼠游戏一样。

　　很多先行研究已经表明完善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国家长期性增长率高，人们认为日本的高速增长是在建立市场机制基础之上，通过企业积极的创造发明得以实现的。企业投入巨额成本积极引进外国的技术，为赶超对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然而在中国财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人为的不当市场介入以及政策不断变化，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的经营者腐败也十分突出。在如此状况下不确定性增高，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意愿降低。

　　如果中国试图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率先着手建立社会基础设施。尤其应该正视不充分遵守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等国际经济最低限度的规则，勿庸置疑会给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企业带来巨大损失，但这不仅仅事关外国企业，对中国自身的增长同样会带来弊害。应该意识到非法的模仿即使能够获得短期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元气。

　　日本在战前确立了财产权，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拥有较长的历史。建设社会基础设施才正是中国应该从日本的增长经验中学习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反过来说，与环境领域同等重要，日本应该向中国提供援助的最大领域就是知识领域。就知识产权领域而言，除了两国在专利权、商业权等知识产权方面建立共享数据库，传授日本确立品牌时的经验之外，最重要的是务必确保实效性。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产权侵权方面，通过迅速为日本企业提供信息进行预防、采取更为有效的揭发方法；对于出口商品，日本应协助其强化出口检查，防止报关中打擦边球。

　　社会基础设施就好比空气，平常不太引人注目。因此往往受到忽视，但它却是不可或缺的。在市场机制基础不牢固的国家，一旦增长回落，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有可能一下子爆发。尽管中国还面临着能源、环境、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难题，但应该立即着手建立社会基础设施。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