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岸田政府执政下，围绕“新资本主义”的讨论十分活跃。作为讨论的出发点，把握日本“资本”的现状是首先需要做的最低限度的工作。
日本民间部门的资本存量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增加。相对于2000年的资本存量额692万亿日元，2019年为736万亿日元，只增加40万亿日元左右。停滞倾向明显，与1990年代后半期的五年间增加了约60万亿日元形成鲜明对比。
在把经济增长率分成（1）劳动力（2）资本（3）上述以外技术进步要因（通常称为全部要素生产率）等的增长核算中，2010年代（2010～18年）资本的贡献只不过0.13%，占整个经济增长率的15%左右。
鉴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富裕是“资本”积累创造的，日本似乎已经倒退到重新思考资本主义还为时过早的地步。长期观察日本停滞的海外有识之士之所以担心“日本化（Japanification）”，大概是出于对长期失去资本主义活力的戒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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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执政期间，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带来日元贬值，期待通过扩大企业收益实现股价上涨，从而拉动增加设备投资。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实现呢？很多经济学家分析认为比起设备投资企业收益倾向增加现金存款持有量。
根据财务省“法人企业统计调查”的数据显示，2010 年度末开始的10 年间，企业利润盈余增加了约180万亿日元，其中44%（约80万亿日元）转为增加现金存款。另一方面，有形固定资产的增加只不过是两万亿日元。从企业投资组合选择的角度考虑，可以解释为企业害怕在国内进行实物投资时的投资收益率会下降，即使利率为零也会增加现金存款的持有量。
剩下的100万亿日元去哪里了？回答是，在投资及其他资产项目中取得股份和长期贷款在10年间增加了138万亿日元，其中多数被认为是用于并购等。根据日本并购咨询公司乐国富的数据显示，日本企业的并购数从10年前开始一直在增加。特别是日本企业在2015年并购海外企业超过10万亿日元。
为什么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海外投资呢？很明显，在海外的投资可以预测需求增加，收益率高。但是，不仅仅如此。如果应对来自海外的需求增加，从国内往国外出口的话，经常要面对汇率变动风险。如果根据汇率变动来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可以，但是日本企业不仅把资本作为固定的生产要素，劳动也视作固定的生产要素，所以无法应对。
一桥大学的森川正之教授等人分析表明，将价格和销售额的变动视为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成为设备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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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恢复停滞的设备投资，促进日本经济的活化呢？关键是对无形资产的投资。有形资产投资通常指建设新建筑物和购买机器设备等。另一方面，无形资产投资是指通过研究开发活动积累知识、购买软件、在艺术娱乐领域创造新的价值等。
日本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也是通过出口在国内培养的制造技术等无形资产获取收益。相反，日本企业收购海外企业，无非是购买日本企业所没有的组织能力和人才这一无形资产。
这种无形资产投资是解释尽管伴随企业收益增加带来的企业价值会上升，为什么有形资产投资停滞不前这个问题的线索。
笔者和一桥大学研究生院的石川贵幸模仿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anice Eberly等的研究，认为企业价值不仅反映有形资产的收益，也反映无形资产的收益，无形资产投资可以填补有形资产投资低迷的空白。从实际的有形资产投资额减去以企业价值为基础推算出的投资量的差额（投资缺口），从泡沫经济崩溃向负方向扩展，之后没有大幅度减少，到2016年为止为负6.5%。在此加上无形资产投资，负差率为1.7%，缩小至四分之一。
笔者认为，日本还有进一步增加无形资产投资的余地。
下图显示在除去住宅投资以外的所有投资中有形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的比例。日本的无形资产投资比例与德国几乎相同，但美国和英国的总投资中近一半是无形资产投资。这是由于，日本和德国的有形资产投资比率高的制造业的附加值比率为20%，而美英为10%。但是今后，如果日本要强化服务业和数字化，应该推进与有形资产相比收益性更高的无形资产投资。
不过，为了通过研究开发投资和软件等无形资产投资提高生产率，还需要培养和获得高级人才、构建适应新技术的组织等附带的支出。也就是说，增加无形资产投资意味着也要做好由于这样附带支出的增加而导致的暂时性生产率降低和收益恶化的心理准备。
1980年代后半期电脑和互联网开始在商业应用，不过，美国在1990年代后半期才获得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据说是因为需要等待高级人才的积累和适应新技术的组织变革。在数字化和人才培养方面都较落后的日本，无法像30多年前的美国那样不紧不慢。应该马上着手实施以下两项措施。
第一，活用2021年9月成立的数字厅。以把握新冠疫情中的感染者和有效发放补贴为目标，如果构筑政府以及政府和民间信息基础设施的话，有可能成为全国数字化的强化剂。
第二，官民一起培养人才。政府部门应该在推进数字化的同时，提高职员的技能。在民间部门，政府提出的提高劳动工资和针对训练费用减免税额措施，应将重点放在人力资本积累。
即使短期内实现了提高劳动工资，与生产率不符的工资水平也不会持续。为了将来也能提高工资，应该鼓励将附加值的1%用于提高生产率的主要原因的人才培养上。这样一来，日本的脱产培训规模（国内生产总值比）就会接近欧美发达国家。
现在日本需要的不仅仅是短期的分配政策，而是需要通过培养具有长远视野的人才、建立适应技术革新的组织，恢复资本主义本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