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安倍晋三政权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正式实施后已经过去1年。在这期间，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其中大放异彩的是政府多次要求企业提薪。本来，决定劳动者工资的事应由经营负责人与工会进行谈判，对于政府积极参与以及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有必要认真进行梳理。
对于此次政府要求提薪的意义，东京大学教授吉川洋提出的最简明易懂的根据是，近年来的工资下降成为通货紧缩的原因。不过，即使以此为论据，也留下了提薪与安倍政权作为通缩对策一直最重视的货币政策应如何分工合作的课题。
如果无视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从短期来看，可以说已经具备了2014年度提薪的环境。安倍执政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稳步上升，受去年上半年日元急速贬值的影响，企业收益显著改善。有效求人倍率超过1，失业率也低于4%。从这些情况来看，提薪不太可能对就业产生不良影响。从4月起将提高消费税，因此适当提薪，保证实际收入不下降的必要性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今后是否能够持续提薪，提薪的方法是采取奖金等非固定形式为好，还是应提高工资本身的基本水平（base up），不仅有待于各个企业的业绩，还必须考察与其他经济政策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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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后经济整体继续复苏，就可以超越各个企业的业绩差异，在广范围的行业持续提薪。但是从最近1年的GDP增长因素来看，对公共投资的依存日益明显，增长战略强调的民间设备投资基本上没有对经济复苏做出贡献。市场开始担心安倍经济学仅限于扩大财政及其货币政策。反复上下波动的股价就是这种担心的表现。
政府期待提升工资能够促进消费，发挥打破经济沉闷感的作用。但是这种期待能实现吗？如果是1980年代后半期的日本经济，这种做法或许有现实意义。当时日元升值，实际收入增加，带来了消费增加和国内生产的扩大。没有受到自有资本比例限制规定约束的金融机构，也积极地为企业扩大生产能力提供了支持。
但是，当时和现在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日元贬值却持续贸易赤字。其原因除了核发电停止运转导致能源进口增加，还由于尽管日元贬值，出口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方面，消费的恢复对进口增加也产生了影响。由于生产据点向国外转移等，日本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的增加可以带来进口增加，却未必拉动国内生产复苏。
此外，政府似乎认为企业可以把内部留存用于提薪。但是企业经历了90年代后半期的金融危机，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对金融机构的依存，积累流动现金，改变了图存的方向。不仅贸易结构，就业习惯、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关系也与80年代后半期大相径庭。鉴于这些结构变化，从提薪开始进入经济良性循环的想法，有可能以期待落空而终。
因此，2014年度提薪是采取奖金等非固定形式，还是提高基本工资水平，最终还是应根据今后各企业的生产率上升率和业绩预测来判断，这是极为理所当然的结论。
不过，泡沫经济崩溃后，企业间和产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与工资差距出现加大的倾向。下图利用各日本产业的生产率数据库，显示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工资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民间平均工资。可以看出，在这20年期间，制造业和非制造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其原因在于两个产业的生产率差距。
可以预测，即使把产业更详细地分类，也会得出相同的结果。而且即便在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之间、或企业内部的各部门之间，也会存在同样的生产率差距。迄今企业内各部门的生产率差距，通过高生产率部门向低生产率部门实行内部补贴，避免了反映在工资差距中。但是，正如最近电机企业的"选择和集中"所显示的，这种内部补贴不可能无限持续，生产率差距以工资差距的形式反映出来的可能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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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整体的生产率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一边避免工资差距扩大，一边让员工享受工资上涨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递增度，加强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分配度。但是这种方法有可能损害高收入者的积极性，使工资上涨来源的生产率上升本身受到抑制。
因此，值得期待的是第二种方法，一边维持适度的递增税，一边利用流动的劳动市场，创造劳动者容易向生产率高、工资高的职业和行业转移的环境。如果政府希望工资不断上涨，就应该重新认识到劳动市场改革是无法回避的课题，并为实现改革尽快采取措施。
此次提薪由政府主导推动是一个异常现象。与通过减少法人税和改革监管来整备提薪环境的方式相比，政府采取了直接要求企业提薪的方式。
决定对劳动者的分配是经营负责人经过与工会协议后做出的重要决定事项。日本企业要支付高于世界水平的法人税，经营战略受到监管规定的制约，进而连决定工资也被政府主导，这种状况使人再次对经营负责人的作用产生疑问。如果此次提薪的决定造成了许多企业等待政府的指示，那将与增长战略的目标方向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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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政府应考虑通过监管等方式，促进比较能够对经营施加影响的医疗、护理、保育院等非营利部门提薪，这种方法比只能间接干预民间部门的工资更有效。根据日本各产业的生产率数据库，整个非营利部门的附加值份额为4%（如果包括政府部门则为20%）。这个规模与金融业基本相同。
医疗等非营利领域的劳动投入以年率6%的幅度增加，被视为增长产业。但是这个领域的工资却以年率－1.5%连续下跌。这是因为在监管制约了经营自由度的情况下，附加值不像劳动投入量那样增加，因此市场机制以劳动供给增加导致工资下降的形式产生了作用。如果政府认真考虑提高全体国民的工资，就应该把通过改革监管提高非营利部门的工资作为政策课题。
要想持续提高人们的收入，只靠号召民间企业的短期行为是不够的。通过减少法人税、改革监管和劳动市场来提升生产率，创造容易提薪的经济环境，才是政府本来的职能。
2014年2月18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