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世代的协调可能吗?

小林庆一郎
教职研究员

  近年来,重建财政、全球暖化、核能发电等超越世代、需要超长期政策的课题越来越多。

  根据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R·安东·布朗等人的试算,日本即使现在立刻开始大规模增税和削减年度支出,要达到政府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的稳定,也需要近150年时间。控制排放暖化气体对环境产生明显效果也需要100年以上。放射性废弃物的最终处理设施,虽然在技术上现在马上就可以建造,但是在政治上无法决定建造地点。即便花费巨大的政治成本建造处理设施,获益的也是几十年后的世代,我们这一代很难感到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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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些超长期的政策课题,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在进行研究。正如早稻田大学铃村兴太郎教授编《跨世代平衡性的理论与伦理》(2006年出版)一书中所论述的,作为评价超长期政策的前提,探索跨世代的公平性(平衡性)的研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领域,正在不断取得进展。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伦斯·克特里科夫等人在1992年的论文中,提出了"跨世代会计"的构思,计算每个世代向政府支付的金额和从政府领取的金额之间的差额,这一方法现在已经在经济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通过跨世代会计,可以对跨世代收入转移带来的收入差距进行定量性比较。

  作为政策建议,美国科学振兴协会研究员保罗·多梅因在1986年的论文中提出了投票法,主张为了在政治上反映未来世代的权利,应给予儿童投票权,由家长代理行使该权利。一桥大学副教授国枝繁树也于2004年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工作论文中提出了应制定保证跨世代公平的基本法等建议。

  不过,这些建议都没有从理论上分析超长期政策的"可实现性",对此,本文将从根本上思考超长期政策能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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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事例,我们使用世代重复模型思考一下重建财政。如果现在的世代(父母世代)通过增税等支付一定的成本,开始重建财政计划,那么未来世代(子女世代)在父母世代去世后可以得到避免经济混乱的回报(参见下图)。在图中,成本为10,回报为20。两者相抵后的利益为10,如果能把利益的一部分有效地分配给父母世代,父母世代就会自发地支持重建财政。问题在于,这种跨世代的收入转移所需要的合作是否有可行性。

图:跨越两个世代的财政重建
图:跨越两个世代的财政重建

  我们思考一下"父母世代现在花费10个成本重建财政,子女世代在近期未来把15个收入转移给父母世代"的计划。如果实行这个计划,父母世代和子女世代都可以得到5个利益。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现在"花费10个成本重建财政,那么在"近期未来"子女世代将会做出什么决策呢?

  在近期未来,重建财政已经结束,子女世代已经确定可以得到20个回报。如果子女世代向父母世代转移15个收入,子女世代的利益就减至5个。如果子女世代不遵守约定,不给父母世代任何利益,子女世代就可以得到20个利益。如果子女世代自私自利且具有合理性,当然就会选择20个利益。也就是说,改变原定计划,不向父母世代转移收入,对于近期未来的子女世代来说是最佳选择。

  这就是典型的事前合理行为与事后合理行为不一致的"时间差问题"。父母世代在现在可以合理地预测,即使现在重建财政,在近期未来也不能从子女世代获得任何回报,因此就会选择现在不重建财政。由此可见,超越世代重建财政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没有可行性。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跨世代不可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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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讨论并不是什么新事物,与保罗·萨缪尔森在1958年的论文中提出的跨世代收入转移问题基本相同。萨缪尔森思考了"子女是否抚养父母"的问题。他使用与前述讨论相同的逻辑,得出的结果是,"如果抚养父母问题是一次性游戏,那么具有合理性思考的子女是不会抚养父母的"。

  但是抚养父母问题是各个世代永无止境的"反复游戏"。萨缪尔森指出,正因如此,抚养父母的制度对于子女来说成为合理的选择。

  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如果抚养父母是一种反复游戏的结构,跨世代的协调就比较容易实现。而且在迄今的历史中,人类社会一直面临的跨世代政策课题都具有反复游戏的特征。

  问题是由于新科技和新制度,出现了不是反复游戏的政策课题。实际上,重建财政不是反复游戏,而是一次性游戏。财政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优越的社会保障的普及。全球暖化和核发电废料的处理都是现代新科技引起的问题,也是一次性游戏。这样的政策课题产生了"跨时代的不可协调性"。

  可以说,这些难题是我们自身在过去200年的近现代化过程中意外招致的问题。"只要确立了近代合理主义,就可以保证跨世代的承诺",我们在这一朴素的错觉中,建立了以超长期持续为前提的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然而,正是由于各世代的利己主义和合理性,导致了世代间不能随着社会发展进行协调。

  要想使超长期的一次性政策成功,各世代必须采取超越利己合理性的行动,这就需要借助超越个人合理性的"宗教"或"传统规范"。但是这在以合理性为宗旨的现代社会很难实现。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实现重建财政的前景非常暗淡。

  一桥大学的小盐隆士教授在2014年出版的《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一书中,对于同样的困难提出了人口减少和民主体制功能不全互动增幅的"民主生物学极限"的论点。

  今后需要设计避免这些问题的制度。例如,财政膨胀原因之一的超长期养老金制度,虽然领取养老金者的利益非常重要,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发生了"跨世代的不可协调性"问题,要想维持养老金制度,就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修改。如果是把不退还保险费、每年再分配的方式和零存整取方式结合起来的养老金,即使支付额有变化,也不会为这些问题苦恼。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导致"跨世代的不可协调性"的制度和新技术,或许需要自我限制,这不是限制技术或社会制度合理发展的"非合理主义",而是需要在更高层次建立合理主义,在判断是否普及某项技术或制度时,应在科学合理地考虑运营这些技术或制度的"人类社会能力和局限"的基础上,再做决定。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14年6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4年7月10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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