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承诺的局限”

　　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政府债务危机、老龄化引起的财政问题等等，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是政府和银行等"缺乏承诺能力"，丧失信用。人们再次认识到一个理所当然的风险，不论是民间债务还是政府债务，都有可能不履行偿还的承诺，完全信任交易伙伴的普遍观念不复存在。

　　关于欠缺承诺的问题，一直作为各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成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具有代表性的是博弈论的"囚徒困境"。两个囚徒在审讯时独立选择"相互合作保持沉默"还是"出卖对方坦白交代"。下图表明，无论对方做出什么选择，自己选择出卖对方都对自己有利，结果，双方都会选择出卖对方，获得五分。但是，如果事先承诺相互"合作"，而且能够信守诺言，双方都可获得10分，实现最佳结果。

图 囚徒困境事例

同案嫌犯（囚犯A和B）在不同房间接受审讯，两个人选择"坦白交代"或"保持沉默"。警察告知嫌犯："如果两个人都坦白交代，判刑2年；如果两个人都保持沉默，判刑1年；如果其中只有一人坦白交代，坦白的人可获缓期执行，保持沉默的人判刑3年"。两人获得分数（满足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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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融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近年来，承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2009年以后，由纽约大学教授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欧洲中央银行研究员皮特·卡拉蒂（Peter Karadi）、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清泷信宏等在一系列的金融危机分析中指出，资产泡沫的破灭造成银行自有资本的损失，突显出银行承诺能力的局限，无法筹集到用于贷款的资金，信用下降。他们将银行欠缺承诺能力看作危机增幅的本质性原因。

　　芝加哥大学的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教授和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G. Rajan）教授在2000年代发展了银行理论，他们把活期存款（参见关键词解释）这种银行存款的形式解释为补救银行欠缺承诺能力的制度性方法。银行提供了"随时自由取款"这种活期存款合同，就无法背叛存款人。如果银行违反了合同，就会有大量存款人蜂拥而至挤兑存款，银行瞬间就会倒闭。也就是说，银行提供活期存款合同，亲自制造了挤兑风险，以此向存款人显示信守承诺的能力，而其代价就是有时候会发生银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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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当局欠缺承诺也是重大问题。民间出现违约时由政府（司法）来处罚，然而在政策方面，政府违约却很少受到处罚。第一次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教授和亚里桑那州立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教授于1977年发表的论文"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参见关键词解释）。之后，有关金融政策的时间非一致性研究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现在的共识：中央银行根据情况进行决策不如做出承诺遵守事先确定的规则。

　　普雷斯科特教授的论点是以当局能够承诺政策规则为前提的。一般来说，政治性决策会因选举而被推翻，长期有效的承诺是不存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提摩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教授和康奈尔大学的斯蒂芬·考特（Stephen Coate）教授1998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在议会民主制下，政治家无法对将来的政策选择进行承诺，造成了政策决策的低效，这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政治的失败"。

　　麻省理工大学（MIT）的达荣·阿斯莫格(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教授于200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把与上述相同的现象称为"政治经济性失败"，将对象扩展到非民主政体的国家进行了分析。例如，当权者为了维护权力会选择阻碍本国经济增长的政策，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这些失败的本质是政治家与市民、政党与政党之间欠缺承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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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承诺能力与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政府年金制度等代际之间的再分配密切相关。这是因为我们无法强制尚未出生的一代坚守过去世代制定的制度。即使如此，社会保障制度为什么能够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并得以存续呢？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这些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世代交叠模型）认为，在人口以高于实际利率的比率增长的社会，把从事劳动一代人的保险费用于支付年金这一赋税方式的政府年金可以改善社会福利状况，而在人口增长率低于利率的社会以及人口减少的社会，则会损害所有世代的社会福利。这是因为在人口持续减少的社会，当年轻人成为老人时，由于支撑自己的下一代人的人口减少了，可以获得的年金金额必然减少。

　　如果能够从头开始进行制度设计的话，也许希望在人口减少的社会废除全民参加的年金制度，只实施救济贫困的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如果考虑到护理的需要、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因素。即使废止现有的年金制度不具现实性，在以人类史无前例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讨论彻底改革年金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

　　实际上，从赋税方式向累积方式转变，在宏观上无异于将政府年金完全民营化（或者废止）。纽约大学的托马斯·库利（Thomas Cooley）教授和特拉华大学的乔治·索瑞斯（Jorge M Soares）副教授在1999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即使在政府年金使各世代的福利恶化的社会，人们依然会在政治上选择维持年金制度。两人在其他论文中并提出了在维持或改善所有世代的福利的同时实现年金完全民营化的方案。

　　从历史上来说，现在的政府债务危机和社会保障制度危机是20世纪的"福利国家"这一宏伟实验的结果。在20世纪，对于国家与市场的作用问题，前苏联阵营的"共产主义"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展开了两种实验。从共产主义的失败我们懂得了国家很难比市场更高效地进行资源分配，政府比民间更为贤明这一设想是错误的。现在，从福利国家的实验我们应该懂得，国家与民间一样，现在的决策并不能承诺遥远的未来，也就是欠缺超长期的承诺能力。

　　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描绘了今后100年的前景，但是当今的一代谁也无法对此做出保证。不要勉强说什么"100年放心"，重新建立当今的一代能够在有限的生存时间内负起责任的制度才是对未来世代应尽的义务。例如，根据情况灵活改变年金金额水平，建立财政支出25年周期均衡循环的制度，这样也许能够解决欠缺承诺的问题。

　　 不仅限于社会保障，是否应继续核电等在本质上关系到超长期承诺问题的政策课题很多。政府需要在所有领域重新设计相关政策，以解决欠缺超长期承诺能力的问题。

• [活期储蓄合同]
  　　活期存款是存款人在存款余额限度内可以随时提取任何金额的"按要求支付"合同。戴蒙德和拉詹理论将活期储蓄解释为银行受到存款人信任的承诺装置，而一般认为活期储蓄是银行向存款人提供的解决突发性现金需求时的保险（流动性保险）合同）。
• [时间非一致性问题]
  　　政府事前对某项政策进行公开承诺，民间相信该承诺并采取行动之后，政府不想兑现公开承诺的情况。这种状况称为时间非一致性。为促进投资，政府提出对资本设备投资免税的承诺就是时间非一致性的一个事例。企业相信公开承诺进行投资之后，即使征税，已经建好的资本设备也不会减少，因此政府想恢复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