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贫富差距 以风险对策为核心

　　技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新的价值的技术，另一类是从他人那里夺取既有价值的技术。前者如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风险管理和处理信息非对称性的技术如果能够取得进步，收入的平均化就能得到促进，从而纠正贫富差距。采用后者即夺取价值的技术来进行竞争，则会阻碍经济增长。

　　在参议院选举中，高举“实施改革的能力”“让人们实际感受到经济增长”大旗的自民党大败而归。这一结果不仅给年金记录及政治与金钱的问题，也给政府执政党的经济政策的方向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与改革和经济增长相比，国民更关注的是如何控制越来越普遍的“贫富差距”，至少在表面上看国民的这一呼声已经呈压倒性优势。

　　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基于一种印象，就是“改革（以及经济增长）还是消除贫富差距”，只能两者择一，无法同时实现。

　　如果推进结构改革，激烈的市场竞争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大收入及资产上的贫富差距。而且，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差距，是一种“不公正”的现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活动中，通常两种技术是同时存在的。在经济领域中，存在生产新的价值的技术与从他人那里夺取既有价值的技术（已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杰克·赫舒拉发称之为“斗争技术”）。

　　通常，经济学讨论都是以只存在生产技术为前提来描绘玫瑰色的改革，而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斗争技术却完全被遗忘了。但是，在现实中一旦推进改革，在过渡时期就会有人利用斗争技术（比如在市场上利用信息操纵及顾客的无知等）而获得莫大的利益。

　　由于在生产技术上进行的竞争是创造新价值的竞争，所以作为其结果，即使有人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公正而产生怨恨。比如出色的棒球运动员的年薪即使有几十亿日元也没有人觉得不公平。

　　但是，通过斗争技术获得的利益，由于被看作是从他人那里不正当地夺取到的，因此会招致强烈的反感。而且将资源投入斗争技术的活动并不会创造新的价值，从社会整体来看只会导致资源的损失。即便从效率的观点来看，使用斗争技术的竞争的蔓延也会阻碍经济增长，为害甚大。

　　对贫富差距的批判也包括对利用斗争技术不正当获利的人的批判。在对活力门和村上基金的抨击中，或许也存在这方面的因素。在对市场经济的讨论中，将生产活动与斗争活动分开来，问题就变得更容易理解。

　　人们之所以批判改革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使用斗争技术的竞争激化的缘故。反过来说，由生产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竞争，并不一定会扩大贫富差距，毋宁说对消除贫富差距或许会有帮助。

　　现在经济政策的构思主要是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由此提高经济的整体水平，缓解贫富差距。这里存在的最终不过是一种脆弱的期待，即期待消除贫富差距成为经济增长的副产品。但是，生产技术不也能够对缓解贫富差距起到直接作用吗？而生产技术指的是应对风险以及后面将提到的信息的非对称性技术。

　　处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技术一般来说是金融技术，但并不一定是银行和保险公司掌握的技术，而应该是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领域中使用的广义的风险管理技术。

　　如果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考虑，失业、疾病、事故等，人生所遭遇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是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风险，只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既有的保险来处理，但大部分的情况下也只能怨“运气不好”。

　　但是，如果将来风险管理技术取得进展，通过开发多种多样的能够灵活应对各种风险的保险商品，就能够推进收入的平均化。这样一来，就可以通过技术来防止贫富差距的发生和扩大。

　　最近在经济学界也发表了很多理论模式，以处理信息非对称性的金融技术的不完善来解释资产差距现象。

　　在借贷资金时，如果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贷出方无法完全掌握借入方是否诚实及其借款意图，则贷出方会要求以土地等做担保。在筹措业务资金时需要担保的经济中，本来就拥有可以做担保的资产的人，通过借款而扩大了业务，进一步获得了更多利润。另一方面，不拥有担保资产的人则无法借到资金，无法扩大业务，因而不能脱离贫困。

　　这样一种机制可以很好地解释在美国等国家存在的资产差距。

　　也就是说，由于处理信息非对称性的金融技术不够完善，不得不依赖担保，因此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产生。这种研究表明，贫富差距扩大或许并不一定是市场竞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能够提高处理风险及信息非对称性的技术的生产率，就有可能缓解贫富差距。

　　在其他方面也有旁证。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罕默德·尤努斯的格拉明银行就开发出了一种商业模式，面向贫困阶层提供无担保融资。通过形成数个借款人相互保证归还债务的团体，建立起借款人之间相互监督的框架，在实现了高还款率的同时，也为支持贫困阶层的自立作出了贡献。这正是通过风险管理上的技术革新来改善贫困的实例。

　　虽然在21世纪 IT（信息技术）毫无疑问地登上了创造价值的主要舞台，但所谓的IT产业并不一定是信息技术的核心。处理风险与信息非对称性的一般性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及其在所有经济领域中的普及，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因。与此同时，还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即推动经济向消解以往市场经济所不可避免的扩大贫富差距的方向发展。

　　政府提高生产率的战略也有必要思考如何将焦点从利益均沾的技术进步转向在风险和信息的非对称性领域提高生产率的政策。

　　把风险和金融的技术进步置于提高生产率的核心，对这个议题的讨论可以预想到有各种不同的论调。

　　金融也一样，既存在非生产性的金钱游戏式的技术（斗争技术），也存在像格拉明银行那样能够创造价值的生产技术，而舆论对于利用斗争技术而获得莫大的利益则非常反感。

　　首先，如何完善公正的市场规则，从金融市场中将利用斗争技术的活动清除出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有必要建立一种环境，使国民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具有生产性的风险管理技术可以创造出价值。

　　另一方面，对风险管理技术和金融的猜疑与批评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理由。

　　那就是，对风险的处理在传统上是共同体的职责。

　　在风险管理技术尚不发达的经济体中，村落和家族等共同体一直发挥了补充市场的作用。如果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了失败者或弱者，共同体就会拉起一张安全网，担负起救济的责任。在20世纪中，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政策担负起原先共同体的责任。共同体与国家通过提供市场之“外”的安全网来应对风险的发生。

　　风险管理技术的进步或许可以说是各个主体在市场“内”管理风险，削弱国家与共同体作用的过程。拥有共同体价值观的人则显示出对这一方向的抵触反应，他们所考虑的毋宁说是希望地区共同体的再生与国家再分配政策的强化。

　　但是，共同体难以再生，而强化再分配政策则有可能降低经济增长。长期下去，这也会阻碍开放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自由的伸张。如果以开放的自由社会为目标，那就应该向以市场手段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向迈进。

　　为了在实现经济增长同时消除贫富差距，要求对市场、共同体、国家的分工进行根本上的意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