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年来经济的讨论

关于十年来经济的讨论(全文)

小林庆一郎
RIETI高级研究员

1 混乱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陷入了长期萧条。其中,经济学家和经济分析人员围绕经济政策的争论也使混乱达到了顶峰。

  通货紧缩、不良债权、结构问题以及需求不足等作为造成经济长期不景气的“嫌疑犯”,被列入黑名单。关于摆脱萧条的手段,人们议论的政策建议也是百家争鸣,诸如“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日本银行应该购买股票”,“处理不良债权”等等。

  最近,经济恢复的势头有所增强,虽然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不再象前一阵吸引世人的注目,然而,争论本身仍然处于莫衷一事的状况。因此,也有很多人颇感迷感,“以往的经济争论究竟争论了些什么?” 为什么经济争论出现混乱呢?

  第一个问题是,与自然科学和医学相比,经济学尚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

  论述经济景气的宏观经济学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两派之争,至今尚未形成真正统一的科学。在经济理论领域,虽然不断取得共识,但一旦形成现实的政策建议,两大学派之间便暴露出巨大的分歧。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和日本银行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对景气加以调控,从而允许一个大政府的存在。新古典主义则怀疑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主张结构改革和建立小政府。

  争论的对立点,比如“是实施发行赤字国债的景气刺激政策,还是通过放宽政策进行结构改革”这一问题,追根溯源,大多都源于“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的对立。

  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社会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所谓萧条,由于是一种市场经济体系出现的疾病,因此要讨论萧条问题,就必须了解市场经济的结构。然而,在日本战后的知识层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根深蒂固,拒绝市场经济的言论具有影响力。因此,动辄就认为“市场经济走不通”,而“探索第三条道路”。

  第三,经济争论没有基于科学的方法论展开讨论,只是反映了学者的价值规范。

  应该通过公共事业的景气对策摆脱萧条。这种政策建议背后隐含着的或许是政府和民间应该如何配合这一价值取向。

  在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时,银行、借款人、存款人和国民应该如何分摊损失?在提出答案之前,必须确立起追究失败责任的社会规范。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很多争论针锋相对,没有形成任何结论,其原因可以说是缘于缺乏根本的社会价值规范,换言之,就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广大国民的认可。

  不良债权、通货紧缩、财政整顿等最近10年来的经济争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对今后的日本的走向具有哪些影响?在对这些讨论中的对立点加以整理的同时,不妨重新浏览一下。

2 不良债权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为严重的银行不良债权问题所困扰,但究竟是不良债权问题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还是经济的长期不景气导致了银行不良债权问题呢?各界对此的争论非常激烈。

  首先,围绕着银行不良债权问题争论的展开方式就极不正常。

  不良债权问题的严重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就已广为人知,但是在经济政策的研讨方面,这一问题被长期忽视了。

  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其一,(人们认为)不良债权问题与经济景气及经济结构整体的问题没有关系,是狭义的“产业界问题”。

  在当时经济学家当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不良债权问题是以前的失误留下的余毒,与今后经济景气的走向无关,是应该由银行与贷款企业共同解决的问题。银行界以及金融管理机构也都一直采取“不要殃及无辜!”的姿态,对相关信息不予公开,希望由“金融圈”内部人员处理解决。

  而且,经济学家在相关常识方面,也有所欠缺。

  在用于政策研讨的具有教科书意义的经济模式当中,银行体系被忽略了。实际上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从来就没有关于如何解决不良债权问题的条条框框。

  另外,在不良债权问题上,还掺杂着一些不健康的想法。比如说,经济学家们当然不愿触及那些单以经济学解释不了的问题。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导致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政策研讨始终未能触及不良债权问题的核心。经济学家们通过种种理由分析,认为“经济就快复苏了”,却不讨论本质性的问题,完全处于一种隔靴搔痒的状态。

  90年代末,多家大银行频频倒闭,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要想重建日本的经济,必须彻底解决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这种正视现实的真实感受,终于反映到经济学家的争论当中了。

  同时,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也倾向于认为“金融系统的问题是导致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在欧美经济学界早就有类似的言论发表,但遗憾的是,这种论点反映到日本现实的理论研究之中,已经是90年代末的事情了。

  关于是经济不景气导致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还是银行不良债权问题导致经济不景气,这种因果关系的争论仍在继续,但通过对统计数据的研究显示,银行不良债权处理的迟缓已经导致了许多产业活动的停滞。

  但是仍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强烈反对“不良债权问题会延续经济的不景气”这一主张。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才导致企业无法偿还贷款,从而使不良债权增加。反之,如果(承认了)是不良债权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不景气,那就不只是“金融圈”自身能够解决的问题了,恐怕就需要由金融机关外部派人来对不良债权问题的解决指手画脚了。

  这样的争论,与其说是对科学现象所进行的理性探讨,还不如说是面对责难的敷衍了事罢了。

  围绕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的争论,与如何界定银行和借款企业的责任密切相关。

  而对于导致失误的责任认定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意见,加之这种争论又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很难达成共识。这种状况至今仍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3 景气对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几乎每年都利用公共事业等实施财政方面的景气对策。据说事业规模总额已经超过了100万亿日元。

  90年代以后,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实施景气对策,因此,一遇到萧条,便从财政上做文章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常识。但是,如今的景气恢复,却是在没有实施特别巨大的财政行为时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那么,在萧条期间采取景气对策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财政政策是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当因萧条而导致物品卖不动的时候,如果政府增加公共事业,进行采购,就能够减轻萧条的负面影响。而且倘若政府的采购量非常巨大,它就会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民间经济也会因此而活跃起来。

  这种观点曾经是日本萧条对策的主流。

  而且,如果从这种“抛砖引玉”论的观点出发,只要实施一、二次这样的财政措施,便应该产生足够的效果。

  实际上,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便立刻采取景气对策的政策当局者也认为“必要的景气对策充其量就是一、两次”。

  然而,现实却是财政措施的效果一旦减弱,经济增长便会急剧下降的不断反复。结果,政府不得不每年采取财政措施。

  这一事态显然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设想背道而驰。因为按照教科书上的设想,只要采取暂时性的“抛砖引玉”的做法,经济景气便应该自发地恢复。

  因此,认为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萧条并非一般的萧条,而是某种结构问题所致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反对不断地依赖于财政政策,而主张解决结构问题。他们认为财政政策充其量不过是“止痛”而已,要根治疾病,就需要施行结构改革这一手术。

  与此相反,主张实施财政对策的一方则希望一举实施更加巨额的财政措施。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如果财政政策的效果没有出现,就应在效果产生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财政规模”。

  这一主张已经脱离了凯恩斯经济学的设想,从学术上讲恐怕很难站得住脚。

  本来“在产生效果之前应该不断实施”的主张让人无法辩驳,不管实施怎样的政策提案都能立足。比如,“在经济恢复之前只要不断处理不良债权便可”的主张是无法辩驳的。它可以作出这样的辩解:景气不恢复,是由于不良债权的处理力度不够。

  换言之,在财政政策没有奏效的现实面前,财政对策派不得不提出其非常勉强的理由。

  然而,财政对策论时至今日仍然很有市场。与其说它在经济争论中具有说服力,还不如说它反映了依存于公共事业的企业等的心声。此外,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恢复经济景气的观点,在根本上也包含着日本人传统的“对上依赖”的意识。

  也许可以说,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在日本被断章取义地利用了,使日本人的政府依赖症正当化,并成为助长这种依赖症的工具。

4 通货紧缩

  最近在经济学界讨论最激烈的话题,恐怕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了。

  日本的通货紧缩,如商品批发价格下降等现象,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说起“通货紧缩”这个词,现在几乎被当作“不景气”(商品销售下降,失业及企业倒闭增加)的同义词来使用。而更有人主张“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经济长期不景气正是由于通货紧缩所致。”

  然而,物价的下降并不一定会导致经济不景气。

  在90年代前半期,人们认为日本经济的高成本结构会引发很多问题。而物价下降就被认为是日本经济素质得到改善的结果而广受好评。很多人都断定“价格破坏”对于日本经济是一剂良药。由于地价回落,使得人们能以较低价格购入质量优良的房地产。必须承认正是由于通货紧缩的发生,才使得日本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最近一名美国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过去100年里,在主要国家发生的73次通货紧缩(不含世界性经济危机)当中,伴有经济不景气的只有8次。

  那么,如何看待“通货紧缩恶果论”的主张呢?

  90年代末以后,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理论被大肆宣扬。物价下降使企业利润减少,企业利润减少又使国民收入降低,从而使商品销售越发困难。结果导致物价进一步下滑,陷入恶性循环。由此得出结论,正是通货紧缩才导致了经济的不景气,所以若想恢复经济,必须遏制通货紧缩。这就是所谓的“通货紧缩恶果论”。

  这种理论看起来通俗易懂,但总觉得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打个比方,随着物价的下降,买家就会增多,这样交易量就会增加。而当买家所持的资金固定,而物价降低时,相同资金所能够买的商品的数量就会增加,这样就会使企业的利润有所增加。根据统计,有些企业产品价格下降,利润反倒增加了。这说明通货紧缩并不一定会导致经济的不景气。

  当然,也有通货紧缩无法控制的情况。这一般都是由于企业、银行保有过多的贷款所致。通货紧缩的不断发展导致贷款的实际负担越发沉重,最终使经济活动严重收缩。比如,20世纪30年代由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而引起的债务通货紧缩。

  债务通货紧缩的螺旋式上升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通货紧缩独自造成的,而是银行不良债权问题与通货紧缩共同造成的。必须看到,银行不良债权问题及其相关的结构性问题构成了这一恶性循环的核心要素。

  “不景气是由通货紧缩造成的!”这一论调这些年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及评论家的追捧。这与参与讨论的人的价值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呢?如果把通货紧缩看作是导致经济不景气的唯一原因,那么就可以认为不良债权问题与不景气没有关系,也就没必要讨论导致银行不良债权的责任问题了。银行以及企业也都成了通货紧缩的受害者,即使它们不做任何努力,也会从政府以及中央银行那里得到救助。

  当然也有学者从学术角度对“通货紧缩恶果论”进行冷静地分析。但受到这么多人如此热烈地追捧,恐怕是由于这一论调可以让任何一方都坦然接受吧。

5 零利率和日本银行

  “通货紧缩导致的经济不景气应该由日本银行采取金融缓和措施来解决!”。现在,这一理论不仅得到了日本民间经济学家的认同,还得到了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宏观经济学家的大力支持。

  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时,美国中央银行的联邦储备制度遭遇惨败,而上述理论正是从这次失败中得出的教训。在危机初期,通货紧缩加剧、银行破产频发,联邦储备制度紧缩银根,结果导致了越发不可收拾的严重经济危机的大爆发。这次经济危机给现代宏观经济学带来了十分深刻的教训。可以说这个教训深深地刻在了现代经济学家的头脑里。所以,当日本出现通货紧缩、银行危机频发时,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家就特别指出:“不要忘记那次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作为中央银行,一定要为恢复经济景气想些办法!”

  但是,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与现在日本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在金融政策的环境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于,现在日本的名义利率实际上已经为零。一般情况下,中央银行的金融缓和政策多以下调利率为主,但是,如果名义利率已经为零,那就再没有下调利率的空间了。虽然日本银行很想在恢复经济景气方面有所作为,但是使用常规手段已经无能为力了。这方面,与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不同。美国当时的利率是正数,因而联邦储备制度可以使用调低利率的手段。当时联邦银行遭到责难的理由是“在可以通过调低利率来恢复经济时却没有那么做”;而现在的日本银行却是“想做(下调利率)也做不到了”,所以不能同美国一样遭受指责。

  在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中,将名义利率为零的状态称为“流动性陷阱”,即作为中央银行的金融缓和政策已经丧失恢复经济景气的能力。在这种流动性陷阱的状况下,政府的财政政策要比中央银行的金融缓和政策更为有效。

  在这种形势下,要求日本银行“一定要采取措施”的意见仍很强烈,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贷款过度增加,财政政策已无法继续维持现状。政府的政策已经到了极限,也就只好要求日本银行无论如何也要有所作为了。

  近年来,为这种现实所迫,经济学界又出现了“即便是零利率也可以通过金融缓和政策来恢复经济”的理论,并依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案。如果能通过金融政策使国民看到通货膨胀的征兆,就能摆脱通货紧缩。

  可是期待通货膨胀的操作性以及零利率下政策的有效性都还不确定,这些理论很难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契合,仍处于发展阶段。

  为了炮制期待通货膨胀的理论,有关政策方案主张:“日本银行应该持续购买公司股票及土地,直至取得成效。”但是如上所述,这种“直至做到出成效”的方案无法得以反证,所以不能说是合理的。

  依靠通货膨胀来解决问题,同将不良债权的损失以赋税的形式平摊给全体国民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如果想把失败的责任问题弄得模棱两可,那么通货膨胀会是个好办法。通货膨胀政策如此受欢迎,不也恰恰是基于这一背景吗?

6 规制改革

  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之所以财政运作中心的景气对策不见成效,经济长期低迷,景气不能恢复,其根本原因或许在结构问题上。持以上这种看法的人不断增加。普遍认为在90年代上半期之所以有关放宽规制的争论高涨,是因为在经济过剩的前提下落后于时代的规制措施剥夺了日本经济的活力。

  尽可能地减少规制,施行自由竞争,这将增强经济的活力。这种观点任何人都能够接受。

  90年代的经济政策中,“减少限制,各行各业都应该顺应民间的喜好”这种意见强硬起来。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与其考虑制定政策,倒不如让“政府无所作为”反而更好。

  但是,这种想法里存在着两处陷阱。

  其一,由于管制放宽使经济的供给结构更有成效,所以可以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不一定能够解决短期的不景气问题。

  其二是即使放宽管制也不一定能够消除制度上的不合理。特别是这一点,看一下不良债权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当初认为,不良债权问题在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下会自然消除。然而,由于会计制度、银行破产制度的不完善,不良债权的处理问题毫无休止地延续了整个90年代。

  此前政府是采取回避对不良债权的干涉这一做法,但其结果是,90年代末期不得不采取诸如以官方资金作为资本投入、当局严加检查等实质性的强化管制的手段以求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放宽规制、或者是管制改革就好比是为了增强经济体质而配制的一剂中药,它对治疗当前的疾患(经济不景气)缺乏立竿见影的效果。

  不过,毫无疑问今后规制改革将日趋重要。摆脱不景气的困扰已经渐渐临近,下一个课题便是要提高长期的社会活力。

  然而,在对规制改革却还存在着强烈的抵触。最大的争论焦点就是社会性管制的问题。

  有解释说,医疗、教育等的社会性管制是为了追求不同于经济效率性的另一范畴的价值而存在的。例如,医疗管制是为了帮助保护“一个人的人生”;农业管制是为了帮助保护“食品的安全”;教育管制是为了帮助保护“儿童的成长”而存在的。

  反对放宽社会性管制措施的理论所提出的争论焦点是“尽管放宽管制的手段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难道就一定要采用这种手段去破坏作为社会应该保护的东西吗?”

  倘若要在经济效益和生命及安全两者之中选其一的话,后者确实重于前者。

  但是,将争论建立在“非此即彼”的二者择一的基础之上是错误的。经济效益和生命及安全等,在价值上其实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例如,就医疗改革而言,无视患者利益而一味削减成本,其实并不是正确的管制改革。在把尊重生命作为一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去除现行制度中存在的浪费和缺陷,最大限度地增加医疗拯救生命的数量,这恐怕才是依靠规制改革提高效益的宗旨所在吧。

  什么是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应采用何种手段?一种冷静的、脱离毫无建树的二元论的争论是很有必要的。

7 财政重建

  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长期不景气,造成财政税收持续减少,各种恢复经济的措施又使财政支出过度膨胀。如何重建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体系呢?这种财政重建正是经济政策讨论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政府方面一直在财政扩张与财政重建之间摇摆不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债余额持续增加,在泡沫经济出现之前,财政重建就一直是政府的夙愿。可是,90年代初期,为了应对经济的持续走低,政府采取应急措施,下决心施行财政扩张,这至少算是一种权宜之计吧。

  90年代中期,住专(住宅专门金融机构)问题得以解决,经济景气得到暂时恢复,政府重新走上了紧缩财政的道路。1997年,桥本政权通过了消费税增税和财政结构改革法等法案。

  但是就在那年秋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经济急剧恶化,小渊政权进而转向了极端的财政扩张路线。

  现在的小泉政权,再次将财政重建列为政府的首要目标。

  就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总是在扩张与紧缩之间摇摆,因此招致了各种批评。

  一种说法认为:“政府的本意还是以财政紧缩为目标,所以对于恢复经济所必须的财政扩张进行得不够充分。”

  但是,由于对公共事业的投入、减税以及经济不景气,已经导致政府的税收急剧减少,政府部门的债务已超过700万亿日元。90年代以后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的公债,这恐怕不能说财政扩张进行得不充分吧?

  还有人批评说:“这种油门、刹车来回踩的财政政策只会导致经济停滞不前。”

  可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果减缓财政扩张的力度会引起经济下滑,那么就是说经济本身存在结构性问题。

  结果,公债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二战刚刚结束时的水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今后出现国债价格暴跌、财政危机频发也决不是杞人忧天。

  但是,目前人们对财政问题还没有紧迫的危机感,也还没有出现国债价格暴跌的迹象。虽然小泉政权以重建财政为目标,力图在各个领域推进彻底的改革,但不同意见的出现使得改革还难以取得共识。这恐怕也是对财政问题缺乏危机感的结果吧!

  缺乏危机感的原因之一,在于零利率状况的持续。

  一般说来,财政状况恶化,利率会随之上升,继而压迫到国民生活。这就会产生危机感,从而推进财政改革。可是,现在的日本,零利率仍在持续,财政状况的恶化并不会马上促使利率上升。零利率的继续使得人们仍然保持对国债高价的期望,不会出现国债价格暴跌。所以尚未切实感受到危机感的存在。

  反过来,可以说当日本经济完全摆脱长期不景气,结束零利率状态的时候,也就是财政危机表面化的时候了。

  那时,政府的负债便很现实的体现为向每一位国民的借款。政府为补上这个漏洞,恐怕只有削减预算支出、增税、实行高通货膨胀等三个办法可供选择。哪一个选择都会给国民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

  那么,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应该为探索财政重建的道路、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民的痛苦展开一场深刻的讨论。

8 经济讨论的作用

  正如我们至今为止所见到的那样,经济讨论的对立深刻地反映了评论者价值观的对立。而且,这种价值观对立的根源在于对“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的长期萧条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这一历史观的不同。

  应将目前的长期萧条看成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重现,还是人类所未曾体验过的一种新现象?

  如果是大恐慌的重现,经济学教科书里记载了大量针对这种危机的处方。对于日本的经济萧条,也可拿出至今为止经济学所积累的现成处方,原封不动地开方即可。所谓的现成处方就是公共事业等的财政政策和日本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此,如果立于日本的经济萧条只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变种这一历史观点,议论的主旨可能就会成为“施行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直至见效为止”。尤其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中,从类似大恐慌的视角谈论日本不景气的大有人在。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日本的经济学界往往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因此在经济辩论中,本来就存在着容易把美国学者的评论囫囵吞枣的土壤。

  认为通货紧缩是严重问题的通货膨胀目标论,就是由于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才成为辩论的诱因,使日本的论坛出现了大量的通货膨胀目标论者。

  但是,如果把目前的长期萧条看成是人类所未曾体验过的一种新现象,从这一历史观点出发,可能就会持有不同的看法。

  巨额的不良债权被遥遥无期地束之高阁,名义利率为零的状态持续几年,不仅是这次日本长期萧条绝无仅有的现象,也是经济学家至今没有想像到的现象。如果认为这次萧条不同于大恐慌,也许就不能不考虑新的处方了。例如,重视处理不良债权的观点,也是源于这次萧条所具有的特殊性质。

  话题也许已超出经济政策范畴,涉及到政治体制。整个世界初次经历30年代大恐慌的时候,响应恐慌而出现的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他们否定市场,把恐慌连根铲除。

  综观今日的世界经济,泡沫经济的发生和崩溃、顽固不化的不良债权问题、金融危机等问题,不仅在日本,在世界各国也屡见不鲜。

  如何解决日本长期萧条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世界各国应如何应对所面临的经济状况这一问题的答复。

  泡沫经济的疯狂及其崩溃后的长期停滞,或许是忧郁而愚昧事件频发的时代产物。不难理解众多的论者为什么焦躁地嚷嚷“总之,请政府或日本银行来恢复经济”。

  但是如此一来,这场讨论就会以日本经济曾有过愚昧的经验这一结论而告终。日本长期萧条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何在?阐明这一历史意义也是经济讨论的任务。

※原载于2004年4月8日-4月19日《朝日新闻》(共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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