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与政策立案

　　在现在的“扭曲国会”（即执政党和在野党分别把持众参两院，译者注）中，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主导已经开始。官僚准备的议案，由于政治意图的干扰，从来没有像现在被搞得如此混乱。日本银行总裁的空缺、燃油税暂定税率无法延长，都是史无前例的。

　　一直以来遵循的决策过程的常识从根本上受到破坏。今后应该构筑什么样的决策方式呢，总让人感到不安。

　　应该采取什么样程序进行决策，这一行政改革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如何将政府主导转向政治主导这样的政府组织结构问题，还包括公务员与民众在内，如何长期确保负责具体制定政策的人才，如何改变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规划等问题。

　　虽然在报道中公务员制度改革是执政党与在野党交锋的下一个题目，但无论是从新闻报道还是从政治家的言论中，都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希望什么类型的人成为公务员。根据工作意义、一生收入多少以及风险高低的变化，吸引来的人才在类型和素质上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一方面，现实中不断有年轻官僚辞职，转到高收入的外资投资银行或基金中任职，另一方面，作为大学名校的新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公务员不那么受欢迎。

　　有能力的人不当公务员成为思维定式，日本的官僚无能而且总是出错，或许有朝一日这会司空见惯成为常理。

　　也许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公务员的能力堪忧，建立一个比现在更无能的官僚机构应该不是公务员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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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归纳美国管理层公务员的一生，可以说无法进入政权的风险很大，同时一生的预期收入也很高。由于失去职位的风险很大，公务员需要表现自己的才干，因此他们积极主动地不断磨练政策立案的能力。

　　为了建立美国型的公务员制度，就有必要在民间培养数千人的管理层公务员的候补人才，以备政权更替之需。民间的负担也许比日本的官僚下凡更大。

　　我们看一看以往的日本模式。

　　日本的公务员失去职位的风险几乎为零，包括官僚下凡在内，一生的预期收入也很高（相当于制造业大企业员工的水平）。由于既没有风险，收入也很稳定，因此就造成了种种效率低下，缺乏活力的状况。支撑着这一体制的是所谓“家族共同体”结构，即一旦在省厅就职，包括官僚下凡的机会，以后就一直依赖省厅。

　　现在政府及执政党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方案似乎是要通过打破省厅的共同体结构而为公务员制度带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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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打破现在的结构以后应该怎样培养负责公共事务的人才呢？

　　有必要在政府之外设立类似美国政策智库的机构，让众多管理层公务员的候补人才能够有机会学习政策。

　　也就是说，不仅需要改革政府，在民间方面也要进行相应的转变。

　　不是像以往那样，民间只是接受快要退休的公务员下凡，而是让民间接受年轻的公务员，让他们学习政策，或者让企业中的年轻人才真正地转到政府工作。

　　那么这一新生公共事务产生的成本该由谁以何种方式负担呢？如何切实打通学术界、经济界等的优秀人才进出政府的职业通道呢？这需要政治以领导能力思考这些问题。

　　仅仅触动位于霞关的政府组织并不会带来什么变化。问题还在于民间方面如何为公共事务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