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至27日在中国上海举行了20个国家和地区（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会议上，年初上海股市暴跌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成为主要议题。与会各国一致认为，对于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各国应根据各自的情况"综合运用所有的政策手段"来维持增长，"应避免诱导竞争性货币贬值"。
上证综合指数从去年6月高峰时到今年2月末的下跌率接近50%（请参见下图）。日经平均股价从年初至2月末下跌了15%以上。欧洲市场也出现了股市全线跌落现象，中国的金融动荡使全球经济变得前景不明。
2013年，当美联储（FRB）开始讨论缩小量化宽松政策及零利率政策等非传统性金融政策时，新兴国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资金外流现象。2014年以后当中国经济出现减速倾向时，石油价格大幅下跌，依靠资源出口的新兴国家经济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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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季当上海股市暴跌时人民币受到了货币贬值的压力。中国金融当局开始干预市场，抛售美元买进人民币，结果造成美元外汇储备从2014年末的39000亿减少到2016年1月的32000亿。仅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就有200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流失。
因此，与其说中国诱发了竞争性货币贬值，还不如说是中国试图阻止人民币急速贬值。其深层原因是，国有企业及金融机关的过剩投资和不平衡的资源分配、劳动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上升等结构性问题。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互不信任。政府虽然因自由化的进展而直接受到了市场动荡的影响，但至今仍然过度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干预市场操纵资产价格，对特定投资家的行动进行限制或强制国有企业购买股票。另一方面，市场对肆意且不透明的干预深感不信，这也促使资本外流。
这种干预市场和操纵价格的做法显然与中国政府所描绘的长期金融系统的方向背道而驰。去年11月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不仅是名誉问题，还显示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向全世界保证今后将继续推动货币自由化，来促进金融界开展更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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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金融基本原则"国际金融的3元悖论"原理，金融自由化、独立的金融政策和汇率稳定性这3个目标只能同时实现2个，无法同时做到3个。
也就是说，中国在推进货币市场自由化的前提下，如果为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设定独自的利率，就会产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率差，人民币需求会出现增减，汇率也会发生变化。相反，如果想固定汇率，就需要设定和其他主要货币发行国（比如美国）相同的利率，这样就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如果两者都不行，那么只能完全封闭金融市场，保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
在成为世界第2经济大国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开放的货币市场，允许汇率变动成为长期目标，也是纳入SDR货币篮子的条件。但实际上，在人民币受到升值压力时，中国金融机关积极买入美元，并向市场大量抛售人民币，以图稳定汇率，在缓慢推进货币自由化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结果是外汇储备膨胀至近4万亿美元。
但最近却相反，当货币贬值压力高涨时，为了防止人民币急剧贬值，金融当局从市场买入人民币抛售美元的结果使外汇储备剧减。加上政府肆意且不透明地干预市场，导致对市场的疑虑，使资本外流，造成对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导致因担心汇率损失的投资家们进一步撤资的恶性循环。
那么停止干预汇率，立即实行汇率浮动制会怎样呢？这样，中国至少能够承担起作为SDR货币篮子发行国的责任，而且与货币自由化的方向也一致。但现实是，在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经济前景不透明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人民币贬值。如果人民币急剧贬值，以美元结算债务的企业还债就变得困难，使金融动荡更严重。其结果，在干预市场的同时，外汇储备减少，市场更加不稳定。
为了稳定人民币和避免金融动荡，只能通过管制来防止资金外流。比起持续进行不透明的干预，即便是临时实行全面的资本管制，也能让货币市场维持稳定。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也在1月份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上，提出了"资本管制也许有助于汇率市场管理"。在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时，马来西亚实施的资本管制避免了最坏事态的发生。
考虑到在短短一年半里就有大约800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可以说世界最大级别的3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够充分。中国经济比经历过亚洲危机的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总量都大，仅从这点就无法测算金融危机的成本。为了避免金融动荡，只能临时停止资金流动。
但是，恢复资本管制，对刚刚进入SDR货币篮子的中国来说局面难堪，这也许就是执意进行不透明的市场干预的理由所在。如果是这样，就应该以日本和欧美国家为主，制造"中国金融市场管制有利于全球经济"这样的国际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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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达国家来说对中国的金融动荡不能隔岸观火。日本银行从2月16日开始实行负利率，但是不仅引起了对将来的担忧，而且政策效果也还是未知数，因此眼下悲观论占主导地位。
在欧洲也同样引进了负利率的欧元区及丹麦、瑞典、瑞士等国家，效果也不明确。由于财政紧缩，要大幅转航启动财政也很难，基本上没有能让经济上扬的妙手。美国也同样，如果今后经济停滞，已经几乎没有再次降低利率刺激经济的余地，即便启动财政，由于总统大选在即，在政治层面也将困难重重。唯一的方法就是在全球经济衰退之前消除金融动荡。
IMF虽然坚持"资本管制＝恶、货币自由化＝善"这一传统主张，但最近对于为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暂时资本管制，不仅允许而且主动推进。
比起不透明的市场干预和忧虑进一步引发市场干预，还不如允许中国实行能得到国际社会谅解的资本管制，稳定货币市场才是最重要的。中国作为SDR成员国的地位将成为担保。也就是说，中国肯定不想放弃SDR成员国的地位，所以即便短期内实施资本管制，从中长期来看，不会改变货币自由化的方向。因此应充分利用这一情况，首先要求中国实施资本管制来稳定局面。
2016年3月11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