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后供应链问题的报道中，有媒体指出，尽管大企业吸取新澙县中越冲地震的经验，在可及的范围之内推行风险分散，但是更上游的采购地仍然过于集中。这表明在无意识中形成了集中。
在形成集中的零部件生产中，规模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批量生产，使能够提供廉价零部件的企业集中在少数几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客户企业分散在日本全国乃至全世界，因此零部件生产企业要想节约固定费用将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必须降低广义的运费，以实现与远距离客户的交易。
规模经济与运费的这种相对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集中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为空间经济学的产业集群机制。所谓广义的运费降低，具体来说，在国内就是地区之间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展，从地球规模来看就意味着跨国的人员、物资、信息的移动实现了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深入，使位于地方的企业也能够与全球市场接轨的生产活动的集群成为可能。
但是，这次地震表明，集群的地点也包含着可能成为全球性供应链的瓶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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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震造成供应链中断，不仅使受灾地区出现生产停滞，还导致全国性生产不振，今年3-5月的日本国内汽车生产数量减少到去年同期一半以下。在海外，如泰国、中国广东省等日本汽车厂家影响力较大的地区，出现部分零部件缺货，汽车生产一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参照下图）。
特定零部件企业的集中是市场中的卖方与买方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使成本降低的同时，商品价格也降低，许多企业为提高生产率而采购廉价商品，从而使生产量进一步增加。这样，一旦这种集中形成，即使环境出现一些变化，供应链也不会受到破坏。锁定（包围）效应的存在也是空间经济学的重要发现之一。
由于相关人员的积极努力，受灾的零部件企业的复原工作得以提前，供应链以超出预想的速度逐渐恢复到原有体系。这正显示了锁定的效应，然而，只要恢复了原状是否就足够了呢？我们应该以此次震灾为契机进行讨论。
极为简单地说，日本的制造业经过了下述变迁。截至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从原材料、零部件到成品的大量生产的整体配套型结构，通过出口获取海外需求，使增长向上游部门扩展。之后，通过实施向地方分散工厂的产业政策和国土计划，缓解向大城市周边地区的过度集中造成的弊害，实现了持续增长。
80年代后半期以后，在日元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地方的面向出口的量产型工厂开始向东亚分散。留在日本国内的制造业虽然在利用国内的产业集群的同时，通过在创意上下功夫，保持了出口竞争力，但是人们对产业空洞化的担心愈加强烈。
根据《2011年版通商白皮书》，虽然地方的制造业占直接出口的份额较小，但与其它公司的产品组合在一起，以零部件的形式间接参与全球供应链，在受灾地区也有许多企业从单纯承包发展到具备策划设计能力的研究开发型企业，支撑着日本的产品制造业。因此，支援受灾地区复兴不只是实施地区性政策，而且需要制定使日本制造业整体能够持续发展的政策。
但是，丰田汽车公司的总经理丰田章男先生指出，日本制造业面临日元升值、地震后的电力问题、高额法人税、严格的削减温室气体目标、劳动成本上升、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滞后等六重困难，从道理上来说已经无法维持。近年来，乘坐亚洲工业化的快车，日本的中间材料出口不断发展，但是，正是由于企业经营决策者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产业空洞化才越来越严重，一旦国内的产品制造退化，势必导致技术优势难以保持，连产品开发和零部件生产也纷纷流向海外。
集群的锁定效应是基于市场的相互作用，是指一旦反馈开始逆向旋转，就会引起急速分散。
正如丰田总经理还指出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维持国内生产"那样，在还有希望之际，政府应该尽快完善使制造业能够放心长期留在国内生产的环境。这同时还可以给受灾地区的复兴提供很大动力。尤其是电力供给体系不稳定有使空洞化进一步加速的巨大风险，政府必须尽快提出对当前供给的保证和向可持续发展体系转变的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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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经常可以听到业务维持计划（BCP）这个词。根据笔者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研究，此次地震后，利用企业内部其他地区的工厂和同行业的其他工厂替代生产等事先协议发挥了功效，使供给停顿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这就是业务维持计划的成功事例。
例如，根据前面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受供应链断裂影响在地震后立刻出现了汽车减产的情况，而广东省在地震后的一个月、泰国在地震后两个月出现了最严重的减产。由于实施了离日本越远库存数量越多的风险管理机制，因此，存在影响显现的时间差，在这一段时间内供应链得到恢复，使减产在短时间内得到化解。
由于地震后业务维持计划（BCP）的意识有所提高，因此提出不仅需要防备紧急情况，还需要分散生产的声音也高涨起来。分散化可以稳定产业整体的供应链，提高竞争力，但是对个别企业来说会蒙受牺牲规模经济的损失。当整体利益较大时，需要促进卖方和买方协调行动的政策。例如，在汽车零部件方面应该讨论减少过分重视客户特定产品，推进通用化产品的具体策略。
由于分散地区不仅限于日本国内，风险因素也有所不同，已经形成了产业集群的东亚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选项，但是，出于风险意识的分散化并不一定与日本制造业的空洞化相联结。不仅自然灾害，考虑到东亚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潜在的纷争可能性、劳资争议和贫富差距蔓延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状况，其他东亚各国的企业也并非与生产中断的风险无缘。
美国研究机构IHS iSuppli调查发现，全世界有大约一半的半导体存储装置DRAM都在首尔近郊生产，中小型液晶显示屏的58%产自台湾。日本企业如果能够先于其他东亚企业出示分散风险的技术性和组织上的对策，就会出现其他国家来日本的动向。那时，日本就能够成为东亚企业分散风险的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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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在接受对内直接投资方面在主要国家中明显停留在较低水平，通过利用产品制造方面的"Made in Japan"的品牌力量，积极接纳希望实现高水平创新（技术革新）的东亚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已进入人口减少社会的日本，需要积极吸纳以亚洲为主的世界经济的活力。对于希望把生产率提高到与日本国内高劳动力成本相应的企业，应探讨支援政策，不问国籍，在降低设备投资和雇用成本方面给予税制方面的优惠等。为深入讨论在东亚整体共同承担风险的多极分散型结构下发展地方合作，笔者希望把此次地震作为一个极好的契机。
2011年9月1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