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8日安倍首相宣布，把原定于2015年10月上调消费税延期至2017年4月，同时还明确表示，（1）延期后上调消费税将切实实施，不再附带经济状况条款；（2）坚持2020年度实现财政健全化的目标（基本财政收支（PB：Primary balance）平衡）；（3）为实现该目标，将于今年夏季制定具体计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何使财政健全化和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的增长战略两立并行，将成为2015年安倍政权的最重要的政策课题。
延期上调消费税是否正确？这只能由后来的历史去判断，笔者认为不应延期，而应该按原计划上调。但是此次政策改变对于思考今后的财政健全化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启示，所以也有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地方。
围绕经济状况条款的问题
第一个启示是围绕经济状况条款的问题。消费税增税法附则（经济状况条款）中明确规定：“在分别实施增税规定之前，应对经济状况的好转，确认名义及实际经济增长率、物价动向等各种经济指标，根据前款措施，在综合考虑经济状况等的基础上，采取所需的措施，包括停止实施”。
也就是说，要想停止上调消费税，关键是综合考虑经济状况。但实际上，对于必须决定是否上调消费税时（2014年12月）的最新经济状况、更具体地说，对于7—9月的GDP速报过于关注。其结果导致同期实际增长率不同于大多数人的预测，下跌至负值。表面上看，以此为由延期上调消费税是有充分说服力的，但是经济状况不仅要看“变化”，看“水平”也非常重要。由于日元贬值等，上市企业收益创历史新高，对经济状况非常敏感的有效求人倍率也维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状况是否真的恶化，以至必须延期上调消费税？对此留有疑问。
另一方面，下次上调消费税时不再附加经济状况条款的决定，显示出政府的坚定承诺，应给予高度评价。但还是应该事先从法律上制定免责条款，如果那时又遭遇了无法预料的巨大冲击，就可以停止上调。
到下次上调消费税的3年间隔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启示是上调消费税的时间间隔。上调消费税率时，如果一次性上调5%，其通货紧缩效果也相当大，所以一次上调的幅度只能在2—3%。如果能够在政治上做出决策上调5%，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实施上调的时间间隔。但是如果间隔太长，就很难在一个政权期间承诺并实施。可以想象，原定的1年半间隔（2014年4月—2015年10月）就是考虑到这个情况决定的，但仍然给人间隔太短的印象。这是因为，如果间隔只有1年半，那么下次决定上调的时期，距离前次上调消费税时调前抢购和调后消费衰退的时间并不长，如前所述，还难以准确把握经济的基本动向。
反过来，安倍首相对延期上调消费税的决定，可以解释为“只要从上次上调经过3年，就可以下决心再次上调，不必瞻前顾后”是正当的。3年间隔，上次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已基本上减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这个间隔足够长。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了确保财政和社保制度的可持续性，需要形成国民的共识，例如2017年、2020年、2023年，每隔3年把消费税上调2%或3%，争取至少10年后达到欧洲附加值税率的水平（15%）。
“年度收入支出一体化改革2.0”需要什么
最后是为实现安倍首相承诺的2020年度财政健全化的具体计划。此次延期上调消费税将会加快债务增加的速度，对于财政健全化来说明显不利。但反过来有利的是传媒的反应发生了变化。如果对安倍政权持批评态度，当然会出现“延期能行吗？”的意见。以往对于必然伴随国民痛苦的财政健全化态度暧昧的报纸等媒体，也更多地发出了“必须坚决削减包括社保在内的年度支出”的主张。可以说，正是由于延期上调消费税反而产生了走向财政健全化的转机。
写入2006年“基本方针”的“年度收入支出改革”可以成为今后的参考。当时面临着5年后的2011年实现初步平衡的目标，必须决定财政健全化的具体路径，在这个意义上与现在的情况相似。在为实现PB平衡所需的大约16.5万亿日元支出中，通过削减个别领域的年度支出积攒了11.4—14.3万亿日元左右（占所需金额的70—90%左右）。另外还反映出，只靠削减年度支出无法达到财政健全化的目标，还需要一些增收措施（=增加消费税），这成为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的发端。
那么今年夏季应写入“基本方针”的“年度收入支出一体化改革2.0”的关键点是什么呢？首先第一，关于实现PB平衡所需的相应金额，应提出实际数字。对今后财政的预测，以往也一直强调应引用坚实而慎重的经济预测，但并没有贯彻到底。既然如此，比如说，政府应把名义增长率的假设分为1%、2%、3%，并提出相应的金额。
第二，应像2006年那样，通过发挥政治决策的作用，削减每个具体的年度支出项目，积累必要的削减额。与2006年不同的是，此次抑制和削减社保支出应成为削减年度支出的中心。而非社保支出，从与GDP比来看，在OECD各国中已经属于最低水平。公共投资虽然还有削减余地，但其他已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反对浪费的努力应永远坚持，但不应采取强行一律削减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仅国费负担部分每年就持续增加1万亿日元左右的社保支出，可以积累多少具体的削减额成为焦点。
第三，只依靠削减年度支出来实现PB平衡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假设经济能稳步增长，那么到2020年度为止需要更进一步上调消费税。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前所述，作为长期计划的一环，应开始探讨2020年上调消费税的问题。
有识之士和专家也应提出具体的财政健全化政策
估计从年初将开始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正式讨论具体的财政健全化计划，重要的是不能始终停留在抽象的讨论上，应关注政府内部的讨论，进行监督，唤起具体的讨论，尤其是有识之士和专家应根据数字积极地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削减年度支出政策、增税政策），或许这才是为使政府不逃避问题，正面解决财政健全化所最需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