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能源调查会基本政策分会小委员会正在为制定长期能源供求预测展开讨论。日本的能源政策目标一直是以稳定的能源供给为第一，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低成本能源供给，同时兼顾环保。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增加了以安全性为前提的3E+S。这4个目标都非常重要，能源政策也需要从包括国际视角在内的各种观点进行统一的综合讨论。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就业和经济视角。在去年4月内阁决议通过的能源基本计划中也提到，由于能源成本的上升和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对日本的经济产业活动和全球暖化对策的实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需要尽快采取对策。在地震后能源政策的重大转变过程中，在能源供求还未能预测的情况下，各种紧急对策却已经在同时推进，致使能源政策失去明确的优先顺序，围绕开展能源业务的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在电力体制改革不断进展之中，即使最终将实现的各种电源的发电结构是市场机制的结果，但要想从政策上完善各种电源间公平开展业务的环境，就需要拿出长期能源供求预测。而且预测所显示的未来混合能源，与电力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具有密切的关系。
各种电源的发电结构
东京大学大桥弘研究室设计了与9个供电区联网的电力系统模型，假设发电和连线在合理运营下，根据几个设想，通过模拟推导出了最佳经济效果的各种电源发电结构。一般批发电力企业公布的供电计划中有10年后的电源整备计划，斋藤、大桥（2015）（注1）使用最近（2013年度末）的供电计划和电力系统利用协议会的《供给信用度评价报告》（2014）中记载的供电区间联网设备的运营容量计算结果，对2013年时的8个设想进行了探讨。这些设想如图1所示，由需求预测、可再生能源的运转设备、以及核发电运转状况这3个变量构成。
| 设想 | 2023年时的假设 | ||
|---|---|---|---|
| 可再生能源设备 | 核发电运转 | 电力需求 | |
| 1 | 2014年底的批准容量 | 全部停止 | 与2014年相同 |
| 2 | 2014年底的采用量与批准容量之间的中间值 | 全部停止 | 与2014年相同 |
| 3 | 2014年底的批准容量 | 只限开始运转后不到40年的继续运转 | 与2014年相同 |
| 4 | 2014年底的采用量与批准容量的中间值 | 只限开始运转后不到40年的继续运转 | 与2014年相同 |
| 5 | 2014年底的批准容量 | 全部停止 | 随着各供电区预测人口下降而相应减少 |
| 6 | 2014年底的采用量与批准量的中间值 | 全部停止 | 随着各供电区预测人口下降而相应减少 |
| 7 | 2014年底的批准容量 | 只限开始运转后不到40年的继续运转 | 随着各供电区预测人口下降而相应减少 |
| 8 | 2014年底的采用量与批准量的中间值 | 只限开始运转后不到40年的继续运转 | 随着各供电区预测人口下降而相应减少 |
| 资料来源：斋藤、大桥（2015） | |||
图表2是对每个设想2023年时的各种电源发电结构进行模拟的结果。根据发热量、（定格输出及部分负荷时的）发电效率、发电站的维修、最少停止时间、运转预备能力等公开资料，作为数据填入。化石燃料的预测价格是从IEA文件World Energy Outlook（2014）的2020年和2030年预测值中抽出的（注2）。
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随着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发电量增加，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火力发电量将受到很大影响。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比例最小占23.9%（设想7），最大占49.8%（设想2）。发电成本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差异也非常显著。例如，假定40年寿命的核能发电站再运转与不再运转相比，全年发电成本（除燃料费之外，还包括全年固定费用和再运转征税）可减少近2万亿日元，而且发电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注3）可以减少8000万吨多。这个减排量数字相当于日本排碳总量（2014年为13亿1000万吨）的大约6%。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成本中不包括核能发电的政策经费和追加安全对策费用等，也不包括可再生能源量产效果等带来的技术进步效果。还有，二氧化碳是发电产生的排放，建筑、施工、废弃等产生的排放没有考虑在内（注4）。
可再生能源的影响
去年秋季，九州电力公司首次发生了暂停与太阳能发电联网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是由大量用户采用太阳能发电引起的，但预计2023年时电力供求问题将更加严重。图表3显示九州供电区晴天时轻负荷日的发电结构，应予以关注的有以下3点：（1）白天使用关门（海峡）联网线向（日本的）中国供电区一方最大限度输电；（2）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火力发电白天停止运转，煤炭火力发电也以最小限度基数最低输出运转；（3）即使采取以上（1）和（2）的措施，本供电区仍然不能完全吸收可再生能源的剩余发电量，只得限制太阳能发电输出。被限制输出的设备，最大时达到九州供电区非住宅用太阳能发电设备的近40%。
对电力体制改革的意义
迄今的电力事业制度，以战后建立的9家电力公司体制为主轴，把全国各供电区分别调整平衡需求和供给作为前提。另一方面，从可再生能源用户大量增加和电力零售全面自由化等电力事业今后的环境变化来看，有效利用电力市场和供求运营的广域化已成不可避免之势。为了使国民负担最小化，需要通过广域运营电源使全国规模的混合能源最佳化的视角。
如图表3所示，扩大普及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等变化较大的可再生能源，对电力体制提出了新问题。在这里笔者想指出2点。第一个问题是确保中长期供给能力的问题。按照体制改革第二阶段（2016年4月）以后的优先供电规则，限制火力发电先于自然变化性电源。这个政策虽然有利于扩大自然变化性电源，但是会导致火力发电的经济性大幅度恶化。因此有必要根据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准备一定量的高附属性火力发电，保持最低输出电力待机而动。还可以设想在轻负荷等时期，白天利用扬水泵（参阅斋藤、大桥（2015））。这种火力发电加扬水的运营方式，虽然对于调节自然变化性电源带来的剩余电力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依靠发电量（kWh）获得收入的市场机制下缺乏经济性，可以设想会发生供给能力不足的事态。因此需要采用即使不发电，只靠待机就有收入的机制（例如容量机制）等追加性制度来补充。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联网线的使用规则。图表3假设可以最大限度地廉价使用联网线的容量，然而按照现状并不能这样使用，现有的电力企业已经占据了容量（先占者优先规则），使用联网线受到制约。可以预计，限制太阳能发电的输出量将大于图表3中的显示。因此必须考虑把现行的先占者优先规则转变为经济性优先规则的制度性机制。其中一个方法是，在承认现有既得权益为"权利"的基础上，构思可以交易"权利"的机制。
下个月将成立推进电力广域运营的机构，确保调整能力和充分利用跨越供电区的联网线将比以往更受重视。笔者深切期望能够超越定性性讨论，进一步深入展开定量性、科学性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