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样才能从失去的20年的长期经济停滞中重振雄风，实现飞跃，再次引领世界？
多样化为什么重要？
我的专业领域是空间经济学，这门学问是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新领域。生产、消费、流通、研究、教育等多种多样的人类活动，通过选址互相接近，产生提高生产率、吸引客源力和创造性的“集聚力”。空间经济学就是以此为核心，把城市经济学、地区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理论等有关地理空间的理论加以统一和发展的（详细内容请参见《空间经济学（THE SPATIAL ECONOMY）》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合著）。
随着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集装箱船、喷气飞机等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等，在广义上使商品、服务、资本、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所需要的运输费得以大幅度减少。由于运输费降低，例如商品生产者，由于在每个需求地附近从事生产的必要性下降，因此在可以有效利用规模经济的特定地区进行生产也变得比较容易。这样一来，当出现向特定地区集聚时，如果产品和服务等活动和人员为同质的话，那么陷入直接竞争关系的危险性也就会增高。然而，如果存在多样化和差异化，整体的互补性就会增加，在互动效应的作用下，生产率、吸引客源力和创造性也会增加，从而能活跃地区经济乃至推动整个社会发展。
全球化与知识复兴
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等城市国家为中心，同时发生了跨越所有领域的“知识爆炸”和欧洲范围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员、物资、资金和信息等广义上的运输费用大幅度下降。例如，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技术对知识流通的影响可能比现在的因特网更大。由于远地贸易急剧扩大，比较优势与集聚经济相结合，诞生了各具特色的城市国家，佛罗伦萨共和国成为金融城市，威尼斯共和国成为海运城市，米兰公国成为产业城市，罗马教皇领地成为宗教城市等等，通过这些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产生的互动（synergy）效应，使经济和知识创造的生产率爆炸性地提高。
盐野七生先生在《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一书中，把这种城市国家定义为：“虽然没有土地，但有知识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形成的‘智囊集团’”，这个定义是至今仍然可以完全适用的至理名言。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运输技术的革新，运输费用大幅度降低，迎来了全球化和超越国境的时代。另一方面，经济活动在向超越国境发展的同时，将社会最基本且最重要的资源看作是每个人的智慧（Brain）这种观点（＝Brain Power Society），即所谓“知识的复兴”也随之到来，出现知识的据点化和网络化。利用现有技术进行的生产活动向发展中国家等成本低廉的地方分散，而可能向发达国家集中的活动，则以需要各种密切交流的知识创造活动和广义上的创新活动为中心展开。
日本经济为什么无法摆脱长期停滞状况？
战后的日本经济，以朝鲜战争的特别需求为契机，从1955年前后迅速发展起来，度过了70年代初期的美元危机和石油危机带来的转变期，通过向高科技产业转型，再次实现了增长。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期泡沫经济破灭，犹如巨大的雪球滚入深渊谷底一样，已经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若干年前，受世界经济泡沫的影响，日本的出口曾暂时有所增加，看起来似乎已经走出谷底，但是由于并非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谷底，因此又回到了原来的深渊之中。
日本的人均收入，1993年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里是第一位，但是到了2002年下降至第七位，2008年更下降至第19位，与第一位的卢森堡相差三倍以上。这不仅是由于汇率问题等技术性原因，而且还显示出整个日本社会体制存在着巨大的问题。
日本以往的产品制造，是以从西欧和美国学习基本知识，再加以改良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但是，今后需要改变日本的体制，使日本成为与美国和欧盟等国共立并存，成为世界性知识创造活动和创新活动的场所，能够在开拓知识前沿的同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为此，最重要的是人员和人才、企业、大学、城市、地区等所有因素的多样性和自主性。
什么是重建日本的体制
在创造知识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智慧都将成为核心资源。不过，由于智慧是一种软件，所以两个完全相同的软件不会产生互动效应。对于创造力来说，产生于多样性的互动效应非常重要，其关键正如谚语所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
当几个人一起进行某种知识性工作时，要想顺畅地进行沟通，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共享相同的知识。但是，如果知识都相同，就没有必要进行合作。因此需要在相同的知识和各自固有的知识之间保持适度均衡。另一方面，如果紧密的合作活动时间太长，相同知识的比例就会增加，有可能以“三年过去，常识而已”而告终。
从明治维新到几十年前，日本整体上由于各种各样的人员聚集到以东京为首的大城市，使互动效应（synergy）增大，实现了发展。但是，知识劳动者的单极集聚，例如，主要报纸全都在东京出版发行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开拓知识前沿的时代要求。今后，在本质上多样性和自主性十分重要，在所有组织之间、城市地区之间和国际地区之间，都需要活跃的知识交流和人才流动。
为此，采取与明治维新时期实施的废藩置县、中央集权国家相反的“废中央创地方”政策，建设一个以地方为中心的日本社会体制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建设以产业集聚、知识集聚、知识集群等为核心的具有独自特色的地方，例如建设10个左右的联邦形式。通过这些地方竞争和合作，在全日本掀起知识复兴，甚至可以使日本成为领先世界的创新基地。地方政策的基本内容，一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不断培育地方资源，另一个是经常引进新人才和新知识。通过这两个基本内容建设地方独特的“环境”和“机制”，使居住在各个地区的全体居民振奋而愉快地不断创新。作为政府，也需要通过整个国家的“环境”和“体制”，为培育这种多种多样的地区进行支援。
另外，各地区还需要制定具体政策，包容那些无法进入社会中枢部分或知识创造活动中枢部分的人员，笔者称之为“边缘人物”。具体来说就是在日本的外国人、外国人劳动者、脱离学历轨道的年轻人、希望在社会上进一步发挥余热的中老年人、处于不利条件下的人们、特别是在日本各种场合被视为“边缘人物”的女性。可以预见，通过实施具体的对策，把这些人吸收到社会的中心来，将有利于地方的发展。
以日本为枢纽，建立东亚的知识网络
日本要想重振雄风，就必须在发展地方搞活国内的同时，加强与东亚的合作。东亚通过有效利用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运用出口战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人们期待东亚今后也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不断引领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为此，东亚需要作为世界工厂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世界市场”进而作为“世界创造基地”，向可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成熟的经济社会转变。
如果最大限度地利用亚洲人的创造力，亚洲就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的创造基地。为此，亚洲的地区合作是根本前提。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进一步合作。在展望东亚共同体的同时，应从紧迫性和必要性高的领域不断地进行具体合作。
此外，还需要在深化目前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同时，在包括文化在内的广泛领域，以向全世界开放的形式，构筑连结整个亚洲创造和交流知识的网络。通过这种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不同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多种多样的“智囊集团”形成的互动效应，实现对知识前沿的开拓。
在东亚的这种知识创造网络中，日本要想作为主要枢纽（连接点）实现增长，就需要从全世界吸收各种各样的人才，同时，提高日本整体作为创新基地的集群力。形成枢纽的关键在于，日本过去的实际成绩和对未来的期待，这就要求日本不断发出强有力的信息，展现足以确信日本今后仍将以“科技立国”实现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