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金融危机的对策也发生了骤变。9月20日，美国财政部和FRB（美联储）提出了彻底重建金融的政策框架，计划由政府投入7000亿美元（约75万亿日元）公共资金收购金融机构的坏账。7000亿美元是否足够？此次紧急对策能否顺利实现？虽然前景尚不明朗，但如果政府能够直接收购住房贷款和住房贷款担保证券等坏帐，也许可以阻止资产紧缩（由于金融机构抛售使住房价格等持续下跌）。如果资产紧缩得到控制，就能消除此次金融危机使美国和世界陷入实体经济大恐慌的忧虑。
然而即使事态稳定下来，也明确显示出，冷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机制，今后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过去十几年来，美国金融产业创造出大量的附加价值，由于资产价格（前半期为股价，后半期为住房价格）上涨带来的资产效果，美国的消费者保持了旺盛的消费。在美国消费的支撑下，以中国为主，全世界的经济实现了增长。今后，无论是美国的股票还是住房，都很难设想资产价格会再次转为上扬，金融行业获取巨大收益这种产业结构也不得不改变。也就是说，美国作为"世界经济最终消费者"的美国牵引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维持。
因此，本文想把视线从脚下的金融对策移向远景，思考包括长期国际货币体系的方式在内的危机对策。
改变今后发展方向的新国际合作框架
我在上篇专栏文章中指出，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美元下跌，可能给中国等新兴国家带来大规模经济调整的负担。从理论上说，在浮动汇率制下，通过人民币汇率的自由变化，应该可以减缓经济调整的负担。但在实际上，美元下跌过猛，对中国来说会伴随高额成本。从长远来看，虽然无法回避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这种汇率调整，但控制美元下跌速度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少数民族问题等经济之外的社会调整成本。
因此，作为改变今后发展方向的新国际合作框架，是否可以考虑"中国对自有资金不足的美国金融机构投入政府资金（外汇储备），旨在增强其资本，稳住美元"这种政策规划。这种政策无疑对美国是有利的。对中国来说，可以减少因美元急剧下跌带来的社会调整成本，也是很有利的。
当然，从中美目前军事领域的对抗关系考虑，中国政府不可能直接成为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的股东。中国政府出资控制美国主要金融机构的经营，将成为事关美国安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以设法以多国出资规划的形式来解决。
具体来说，可以考虑下述政策规划类型。比如，日本政府组成基金会，中国使用政府资金购买该基金会发行的债券。也就是说，在形式上，中国只是向日本的基金会贷款。日本的这个基金会（暂时称为"东亚稳定汇兑基金"） 以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或次级债权的形式，对陷入自有资金不足的美国金融机构和政府系统的住房贷款机构等出资。这样，首先因为中国政府只是购买基金的债券，所以可以缩小中国政府对基金决策的影响。而且基金是以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或次级债权的形式向美国银行投资，因此基金对美国银行经营的影响也很有限。这样，通过建立双重隔断经营控制力的防护墙，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中国政府介入美国金融系统的可能性。
如果能够实现多边政策协调，使中国以外的各国也可以购买"东亚稳定汇兑基金"的债券，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就会进一步减弱。向东亚基金出资的其他国家（日本、韩国等亚洲各国）都是美国的友邦，只要以不对美国金融体系进行特殊的战略性干预为前提，对美国来说，东亚投入的政府资金就是应该受欢迎的政策。中国的资金如果是以隔断中国政府影响力的形式，经由东亚基金投入美国银行，也将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向这一框架投入外汇储备等政府资金也没有损失。从短期来看，向自有资金不足的美国金融机构出资，如果住房价格继续下跌，出资的中国暂时会出现高额的评估损失。如果以10年为单位作超长期考虑，情况就不一样了。日本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曾经濒临破产的大金融机构现在收益增加，1998年—99年投入的政府资金给日本的纳税人带来了相当大的收益。
同样，如果中国向美国金融机构投入政府资金，最迟在10年或15年之后，美国的金融体系恢复健全，将给中国政府带来高额收益。可以说，在经营超长期外汇储备的意义上，向即将破产的美国银行投入资本，对中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做法。如果外国投入资本，将会提升美国金融体系的健全性和美元的信用，而且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扩大幅度将会缩小，从财政方面导致美元贬值的因素也会减少。
因此，如果能够实现外国资本的投入，当前，美元对（人民币等）其他国家货币的比价下跌速度应该能够变缓。考虑到美元急剧贬值时中国不得不支付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成本，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为了缓解美元贬值而向美国银行投入资本，这种政策在政治上也是合算的。
东亚基金构想的关键是把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对策结合起来考虑。一般来说，金融体系对策是一国的国内问题，与货币秩序分开考虑。反过来，把金融机构对策作为货币政策的手段来考虑的构想，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货币政策方面，一般只把干预汇兑作为讨论的对象。但是，拥有核心货币美元的美国的金融体系问题，不仅是一国的金融问题，同时也是世界货币的问题。为稳定金融体系的政策手段，直接关系到美元价值稳定这一货币政策。如果考虑到美元价值稳定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公共意义，那么"以包括中国等在内的国际合作框架向美国金融体系增加资本"这一构想，就是现实的选项。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逆向思考
这里叙述的东亚基金构想，也许可以给现在的核心货币体系带来崭新的思路，因为用其他国家的政府资金来稳定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美元的货币价值，就是其他国家的纳税人（或其他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支撑美元的价值。
在现在的货币体系中，支撑美元价值的是美国的纳税人，是美国政府的征税能力（关于决定一国的货币价值的机制有几种学说，标准的看法是，政府今后可征税收总额的现在贴现值决定货币和国债的实际价值）。
如果排除国际政治和安全保障因素，单纯地说，美国一国支撑着作为国际公共财产的核心货币价值，其他各国都在无偿享受，可以说这就是现在的核心货币体系。也可以说，日本和中国等贸易顺差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支撑美元价值，但这只是购买美国的债券，并非购买"自己持有的"美元。美元的价值是由美国政府的征税能力所决定的，贸易顺差国购买的是以美元标示的债券，并没有承诺支撑美元的货币价值（由于美元向贬值方向波动，因此在实际上，贸易顺差国在一定程度上非自发地起到了支撑美元价值的作用）。
外国纳税人的资金（外汇储备等政府资金）以美元形式投向金融机构的股份，就等同于外国纳税人接受美国经济波动的风险，承诺支撑美元的货币价值。
迄今为止，用于世界经济交易的国际货币，无论是美元，还是欧元、日元，都是由货币发行国或地区的政府征税能力支撑的。也就是说，各国或地区的国内货币，非常偶然地在贸易和投资中在国际范围使用。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逆向思考，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的核心货币，不仅发行国家，从核心货币中受益的其他国家的纳税人（各其他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应共同支撑。
即使没有此次金融危机，美国的经济力量也相对逐渐衰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扩大。今后，美国经济将逐渐成为普通大国的规模。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霸权没有动摇。军事力量的意义在于，它是在世界经济中最终保证履行交易结算的权力。因此，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占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意味着美国几乎独占了最终保证世界经济结算的暴力工具。也就是说，美国的货币美元作为世界经济的结算货币（即核心货币）来使用，其正当性是由美国的巨大军事力量担保的。这一状况今后依然不变。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设想在不远的将来，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货币成为在世界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核心货币。可以说，当前维持以美元为核心货币的货币体系，是稳定世界政治经济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力相对衰退，美元的货币价值依靠美国一国的经济力量和征税能力来继续支撑，也许是有限度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稳定核心货币体系的新方式的构想，是否可以考虑"核心货币美元的价值，不仅由美国，也应由主要经济大国的政府征税能力来支撑"。
此次我们面临的美国金融危机问题，也许会迫使世界作出重大的历史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