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安全网的诱惑

　　10月30日，日本政府出台了以加速处理不良债权为主要内容的“反通货紧缩综合对策”。对不良债权处理措施的有关评价，笔者已在其它场合做过阐述。本文将就这项综合性对策中的社会安全网措施以及为促进企业再生而设立的“产业再生机构”（暂名）进行探讨。

　　以日本金融、经济财政大臣竹中平藏为首的“金融领域紧急对策特别小组”（竹中项目小组）的中间报告没有按时公布，其表面理由是，“只公布加速处理不良债权措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不安和混乱，因此应该和包括社会安全网对策在内的反通缩综合对策同时公布”。必须认识到处理不良债权的对策越强硬，企业破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将越严重。因此，在执政党、政府以及有识之士之间，“构筑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以备不测”的观点已成为共识，对此似乎不存在显著分歧。甚至可以说“加强社会安全网”的主张好像成了整个国家的口号。可是，这种观点是否妥当呢?

　　8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即使不景气，其平均增长率也保持在3%左右，失业率在先进国家中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对于当时的日本经济来说，社会安全网本身不成为问题。在经济低迷和长期处于结构调整压力之下的今天,在必须的最小限度加强社会安全网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不过,要对“必须的最小限度”的程度作出判断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社会安全网具有类似“麻醉剂”和“吗啡”的魔力。

　　在谈及社会安全网问题时，经常会遇到道德风险一词。也就是说，有了“安全网”，即使“失败”也可以放心，因此存在懒于付出努力的问题。但是，临到紧要关头，这种缺陷也容易被忽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社会安全网的特性在于其援助“失败”企业和个人的政策性优点很快就能显现，而道德风险这一缺陷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逐渐显现出来。很明显，那些认识到这种政策效应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而无视今后的成本、趋于采取目光短浅的行动的政治家和政府，很容易一味强调社会安全网的有利之处，不顾财政成本问题，而采取过分的社会安全网政策。还有，社会安全网措施一旦被采纳，将很难实行政策收缩，因为会遭到既得权益者的反对。

　　例如，从欧洲各国的经验看，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后，失业补贴待遇（水准和期间）比前有所改善，由此使循环性失业蜕变为长期性失业、慢性结构性失业。为实行政策性转换，这些国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各经济主体的社会安全网所存在的道德风险效应，恐怕怎么强调也不算过分吧？从宏观分析，某部门的资源向效益更高的其他部门转移，是市场机制中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式，道德风险的提高将有碍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从以上观点看，失业对策并不是要使雇用保险待遇更为优厚，而应该限定于职业教育和训练、职业中介等促进劳动市场流动化的措施。针对招聘失业人员的企业发放补贴的政策，有可能阻碍劳动资源的再分配。在金融方面，如果垄断中小企业信息的主要银行破产，这些中小企业将难以很快找到其他的融资银行，因此，针对这些企业构筑社会安全网非常重要。但是，像特别信用保证制度那种将安全网张得太大的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另外，银行存款全额保护措施全面解禁的延期也是对存款者选择银行这一市场机制的否定，由此失去了重建银行业的唯一的市场机制。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安全网措施之一将纳入最终报告的“产业再生机构”，将来也有可能引起道德风险和阻碍结构调整。据报道，设立“产业再生机构”的理由是，以回收债权为主的债权回收机构RCC事实上不具备融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使企业再生的作用，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拥有融资功能的组织。以前主要银行在援助有可能重建的企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近年来，主要银行自身难保，其他银行也停止向存在问题的企业融资，由此主要银行的负担越来越重，并且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可是，由官方机构决定各企业是否适宜重建，是从根本上无视市场机制的观点。决定企业存亡的“阎王爷”理应是广义上的市场。设立“产业再生机构”，会不会趋向于以“政府批示”救助那些“规模大难以倒闭”的有问题的企业呢？还有，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所出现的那种类似柔性预算的社会主义政策是否会在日本盛行呢？这也是令人担忧的。主要银行的债权原则上不成为“产业再生机构”的收购对象，因此无法对其政策效应（不良债权从银行的彻底分离）抱太大期望。确实，对其他债权人进行清理，只留下主要银行和“产业再生机构”，将便于实行融资的再交涉和企业重建。不过，希望该机构不要成为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庞大的“救济机构”。

　　目前，人们只关注到由加速处理不良债权所引起的“阵痛”。但是，如果为缓解“阵痛”而采取社会安全网措施，将会像服了“麻醉剂”似地无法挽回。现在需要采取的不是躲避破产风险的措施，而是在发生暂时性混乱、经济受到损害时，也能从长远利益着想，考虑“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迅速收拾混乱局面”的长远性政策。具体地说，目前需要的是加速处理企业破产问题、充实人力资本、有意识地改善劳动资源搭配、促进劳动市场流动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