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建立在性恶说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和建立于性善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相互对抗的世纪，以苏联的消失为象征，这场对抗最终以社会主义的全面败北而拉上了帷幕。在被称为“惟一获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的日本，性善说的神话也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土崩瓦解。
性善说的崩溃是日本停滞的真正原因
社会主义认为人的本质都是善良的，人们不仅关心自身的幸福，还盼望所有的人都同样幸福。在此前提下，因为每个人都不会作出损人利己的行为，所以无需严格地对法律和合同等各种各样的制度加以明文规定，或者为实施这些法律而向警察、法院和监狱等行使公共权力的机关投入巨大的资源。而且，人们通过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联系在一些，为实现共同目标而相互合作。此时，较之竞争更重视协调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能使效率和平等得以兼顾的卓越制度。
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大致就是这种近似理想的状况，性善说（看起来）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其背景是共同体发挥了很大作用。特别是由企业、业界团体和政财官的合作体制构成的柔性制度取代了法律等硬性制度，监督人们的行为，扼制了反社会的行动，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经济发展促进了核心家庭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随着共同体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的瓦解，这种约束力已经无法发挥作用。由于性善说已经荡然无存，却要勉强维持社会主义的失乐园，因此，各种各样的矛盾“制度疲劳”的形式不断暴露出来。
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以终身雇用和论资排辈为中心的人事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员工一旦进入公司，其工资与晋升基本上不与各自的表现挂钩，而是逐年增加，而且只要不犯大的过错就不会被解雇。在大家团结一致为公司拼搏意识占主导地位的性善说时代，这种做法尚无问题，但是在性恶说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人们想的更多的不再“自己能为公司做点什么?”，而是“公司能为我做点什么？”，让人联想到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这一体系明显已经步入穷途末路。
当前，在“大爆炸”改革日益深入的金融部门，拥有工作热情和能力的人才最终流向了彻底施行实力主义的外资企业，人才空洞化愈演愈烈。这样，日本企业俨然成了为外资企业培养和提供合格人才的一种研修所。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既无工作热情又无能力的人们而言，固守日本企业这一温室，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票乘车者”（免费乘车），不失为上策。在“工资强盗”不断增加的今天，就连那些留守在日本企业的优秀人才也都已失去了热情，宁愿把能力隐藏起来（图）。这种“劣币驱良”现象（即所谓“格雷沙姆法则”）不仅仅表现为人才的流出，诸如产业的空洞化、政治家和经营者的违法事件等，也已经司空见惯，涉及范围很广。而且，日本经济丧失活力，开始步入衰退之路是价格（工资等待遇）背离价值（生产效率等的表现）时发生的现象。
（注）格雷沙姆法则＝“劣币驱良”
处于互补关系的格雷沙姆法则和达尔文法则
- 格雷沙姆法则和达尔文法则
- 格雷沙姆法则：“劣币驱良币”
在拥有诸如金银两种本位货币的复本位制条件下，当两种金属的法定比价与市场比价之间发生背离的时候，市场比价较高的货币（即良币）就会退出市场，市场上只有比价较低的货币流通。 - 达尔文法则：“优胜劣汰”
生物的个体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变异，其中具有适应环境变异的物种被选择和保留下来，形成新的物种。
这两个法则，前者诠释的是经济现象，后者诠释的则是生物现象，乍看起来两者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把格雷沙姆法则改成“劣生优汰”，把达尔文法则改成“良币驱劣币”，重新读一下，两者的共同点马上便跃然纸上。而且，通过揭示各自成立的前提条件，就会发现两者并非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也就是说，在格雷沙姆法则发生作用的领域里，由于优等的东西只能受到与劣等的东西同样的（或者次于劣等的）评价，因此，其能力无法得到发挥。比如，在复本位制的条件下，如果金相对于银的价格获得的市场评价高于法定比价，那么，金就会被“囤积”，结果市场上只有银（劣币）在流通。而在达尔文法则发生作用的领域里，各个主体因优劣之分而受到不同的评价，主体间的竞争成为进步的动力。
这样，所谓“恶币驱良币”就是在以背离反映交易对象真正价值（value）的价格（price）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发生的现象。即使在同样的复本位制条件下，如果法定比价不是固定比价，而是随着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而变动，金银就能同时流通，格雷沙姆法则就不会发生作用。本来，如果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交易对象的物品和服务价格决定于反映其资源稀少性（供给因素）和消费者嗜好（需求因素）的价值，因此资源能得到最合理的配置。然而，价格和价值之间发生背离，究其背景原因就是所谓“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即使是自由竞争，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有时也并没有反映出物品和服务的真正价值，而且实际的供给量与最优的水平发生背离。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因外部效果（如公害）、公共财产（国防、基础设施）、边际费用递减的自然垄断（电话、电力）、道德财富与非道德财富（毒品、武器）等造成的“市场失灵”。
要纠正市场的失灵，就需要政府的干预，但如果矫枉过正，反而常常会导致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发生倾斜。作为这种“政府失灵”的典型例子，诸如过度的限制和（按不同产业进行的）税金和补助金等。一旦采用这样的措施，就会形成既得利益，即使其已无存在的必要，往往也无法废除。而且，政府为实现平等的收入分配，会采取社会保障等措施，但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人类历史上，达尔文法则发生作用的制度和环境，就会繁荣，而格雷沙姆法则发生作用的制度和环境，就会衰退。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作为我们身边的例子，在冷战格局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最终以原苏联解体的方式宣告了社会主义的灭亡，资本主义取得胜利。在崇尚结果平等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干与不干，在收入分配上并无两样，国民因此而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经济停顿。社会主义制度成了无能者的天堂，也成了有能力的人的地狱。而在重视机会平等的西方各国，竞争原理发生作用，产业和技术发达，国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
日本经济复苏需要向“达尔文法则”转换
在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今天，人们在原则上都在强调竞争的重要性，而一落到实处，社会主义的想法依然根深蒂固。但是，日本收入分配之平等，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允许一定程度上的收入差距反而会有助于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对今后的日本有百利无一害。
要谋求日本经济的复苏，就必须改变“劣币驱良”的格雷沙姆法则发生作用的环境，加快向“优胜劣汰”的“达尔文法则”发生作用的环境转变。格雷沙姆法则是价格背离价值时发生的现象，要对此加以扭转，政治家和经营者等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们（乃至选择他们的人们）就必须掌握正确判断价值的能力。如果不能够期待世袭的二世议员或者以内部人的逻辑获得晋升的经营者们具备这样的素质，那么，就需要重新构筑以竞争机制选拨领导者的体系。此外，各个经济体必须以符合价值的形式决定价格，并以此修改助长恶性平等的各项制度，给努力工作的人们更大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