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盛顿，每当总统和议会之间发生对立时，总能听到对日本的议会内阁制度如何如何羡慕的声音。由于日本和美国在制度上很不相同，所以无法进行单纯的比较。但如果考虑到这两个国家都是以促进民主主义发展，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为总的目标这一共同点，双方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地方也很多。
权力游戏
财政政策也可以说就是国家政策。当前日本正面临着经济萎缩、财政赤字巨大化的难题，预算方面被列为进行大胆改革的优先课题。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设立就是这一认识的具体表现。不过，这个咨询会议作为一个组织虽然是成立了，但由于依然采用了人治主义，而不是完善体制的方法，其结果必然是受既存规则中的权力游戏所制肘。应该说权利游戏在财政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不以此认识为前提的制度很难有大的改变。和日本同样，权力游戏在美国也是司空见惯的，只要合法，任何手段都可以采取，正由于如此，美国得以在1998年达到了消除财政赤字的目标。遗憾的是，正当大家预测财政将实现大幅盈余的时候，发生了9-11恐怖事件和美国经济的萎缩，使得财政再次陷入了赤字状态。本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以美国1990年预算最高级会议为例，来介绍美国摆脱财政赤字的经验。这次会议的一个最大成果就是制定了BEA法，也就是预算执行法。这个法律与近年来美国经济状况的好转相辅相成，对消除财政赤字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美国的经验表明，正是因为陷于困境，才为制定新的财政法规提供了机会。其间虽然伴有诸多坎坷，但收获却也是相当丰厚的。
美国的经验
在与长期化的巨额财政赤字奋斗长达29年之后，美国终于在1998年实现了首次盈余。美国的财政赤字在1992年度创出了高达2900亿美元的历史之最，占GDP比率为4.7％。在此之前，美国虽然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和税收政策，并且为恢复财政秩序做出了诸多尝试，但收效甚微。也就是说，真正使美国摆脱赤字困扰的是1990年成立的OBRA90法（综合财政调整法）和BEA法，这两部法律终于给重建财政秩序的努力带来了成果。
对于美国来说，1990年是一个多灾之年。首先是1985年制定的GRH法（财政收支均衡法）的失败。因为这个法律所规定的财政赤字削减数值的目标太高，所以最终以无法实现而告终。后又发生了S&L（储蓄贷款信用社）等公共金融机关的呆坏账问题趋向恶化的问题。当时的总统是共和党的乔治·布什，而上下两院议会都被民主党所统治。从年初开始，行政府和立法府在所有的政策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虽然按常理来说，总统不能轻易地为向议会的民主党妥协而违背在选举公约中所做出的承诺(Read my lips, no new tax)，但实际情况是在同年11月总统布什别无选择地签发了大增税法。
预算最高级会议
根据1985年的GRH法所定，预计1990年政府将削减支出850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的削减额度是32％，国防以外的可裁量支出的削减额度是35％。这是一组反映了法律制定者良好愿望但实际上却无法实现的数字。鉴于这个原因，同年5月，布什总统终于做出了与议会民主党进行谈判的决定。这样，为解除行政府和立法府之间的政策对立，促进双方的和平谈判，“预算最高级会议”召开了。由于最初双方热衷于权力游戏，会议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因为双方交涉的舞台是国民可以进行监督的最高级会议，面临着经济和财政双重恶化的严峻形势，总统布什最终决定以提高国民生活为优先目标，而与民主党进行最低限度的妥协。当时总统布什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题：遵守选举公约中所做出的承诺；尽快解决S&L的呆坏账问题；回避以GRH法为依据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制定BEA法（设定裁量性经费的削减上限，新设关于增加义务经费财源的规定）来代替GRH法从而构造新的财政秩序。美国的新会计年度始于10月1日，而此次会议就结束于其前夜，这向人们展示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的激烈程度。
从OBRA90的内容来看，决定增加税收的部分是总统向民主党让步的结果。不过BEA中的规则，可以说充分利用了议会系统热衷于权力游戏的特点，为日后财政秩序的强化提供了依据。特别是该法律以经济不振为理由，使主张增加支出的议员接受了对他们来说相对严厉的财政规则。总统在事后评价说这是“值得妥协的让步”。可是对总统布什本人来说，他不但在选举后仅仅1年内就违背了自己的选举公约，而且使议会的共和党因意见不同而分裂，以至于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败北，经济不景气也使海湾战争的成果化为虚有。可见即使是大胆果断的改革，到其出现成果之前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这样看来，总统布什为了这项改革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
改革的机会
从上述事件中，日本能从美国学到的东西是：在不放弃对民主主义追求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并建立一种能够产生高效、精炼的经济财政政策的制度体系。OBRA90通过BEA间接地对财政制度带来了影响。如果说经济财政政策只能在激烈的权力游戏和过程的融合之后才能成立的话，美国这种将融合过程这一概念置于改革之中的、诸多的成功和失败的事例（譬如1974年预算法，1985年GRH法，1993年GPRA＝行政评价法等），对于无暇顾及体制改革的日本来说，肯定应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从美国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财政危机相当严重的情况下，把政策、过程和权力游戏这三者都融入改革进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处于财政危机之中的日本，已经获得了进行体制改革的机会，这种新的体制将促进在制定国家政策时的民主主义，提高经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财政秩序和预算编成体制的改善，将会给人们带来减轻下一代负担的良好期望，将会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有助于重新获得国民对政府和政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