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日本公布了远山计划，作为其主要内容之一，提出了“30所重点大学构思”。该构思旨在通过重点投资，使日本的研究型大学（拥有大学院专业的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为此，2002年度提出422亿日元的概算要求，计划对5个领域的30个专业实行重点扶植，发放补贴。
计划各领域将履行以下程序：1）大学申请、2）由专门委员进行评估、3）选择30个重点专业、4）发放补贴。但是，该计划果真能激励日本的大学、促使其为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付出努力吗？──目前尚存疑问。作为向大学改革讨论提出的质疑，本文将指出“30所重点大学构思”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关键词“30所重点大学”的含义，与在美国深入人心的排行榜（以对大学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出教育研究活动的投入和成果的指数，求出加重平均后进行排名）以及日本参加高考的学生所长期利用的偏差值排行榜似乎稍有区别。这里所指的是，由各领域的大学自行申请、并经国内外专家审查选定的30个重点项目。因此，“30所重点大学”没有先后顺序，与对专业领域的教育研究活动现状进行评估后得出的“30所重点大学”（目前还没有包括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在内的正式数据）也不一定吻合。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从“30所重点大学”这一词汇本身具有的效应可以预见到，将来、可能成为教育研究服务的受益者们在选择服务提供商时，可以作为信息源有效地利用这些资料。在此过程中，能否挑选出能够提高教育研究水平的具有潜力的专业项目也是个疑问。
紧接在选择“30所重点大学”之后的是发放补贴。与以往不同，据说这次将给予使用补贴方以相当大的自由，希望这些补贴在人才资产投资方面得到有效运用。理想的方式是聘请博士课程学生作为研究助手，通过研究活动进行实践性教育。采取这种“自由”方式后，平均一个专业3亿日元左右的补贴所带来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将由受益者支配。考虑到其中的道德危险因素,应该为每个项目设定目标、明确项目进度评估方法以及目标达成后的待遇。发放补贴之前，政府和大学之间应该签订类似于“社会契约”的合同。在设定目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在专业教育研究活动中付出的自我改善和努力应该达到何种程度。我认为，“30所重点大学构思”是否能作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如何设定“社会契约”的游戏规则。
“30所重点大学构思”的最终目的是要使30所研究型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可是，文部科学省提出的计划对实现这一目标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呢？
就连现在经常出现于“美国大学前10名”的斯坦福大学，从二战后的一个地方大学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也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由此我们可以学到两点：第一，为了实现政府提出的“30所重点大学构思”的目标，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以单年度预算为基础的现行政策和长期性战略的课题之间很有可能产生矛盾，那么是否应该考虑其它的财源呢？第二，以世界一流的教育研究水准为目标的是大学本身，政府始终都是担任后援角色。现在起草“30所重点大学构思”的是文部科学省，所以在实施该措施时，大学将处于被动地位。最为理想的方式应该是采取由下至上的方法，即大学作为参与者参与决策过程。大学成为参与者的前提是确立校内的决策机制。
以上就文部科学省提出的计划进行了探讨。最后介绍一下瑞士2000年对研究资金的重点投资政策进行大幅调整的情况。
为促进大学和产业的研究活动，瑞士制订了为期8～10年的长期规划。1992年开始实施8个重要研究开发项目（PP），每个项目的预算达40～80亿日元。1998年、科学技术会议评价这些项目时指出，“虽然PP对产学结合以及跨学科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还没有达到构建具有独特潜力体制的目的”。因此，继PP之后，2000年开始实施National Poles of Research（NPR）计划，正式启动跨5个领域（生命科学、人文社会学、环境和持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其它）的14个项目。NPR与分题目设定的PP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特别指定了国家的战略性领域，它的目标是构建以主力研究机关（主要是大学）为中心的研究网络（产学官研究人员小组）。项目管理和对研究成果的评估将成为瑞士今后的课题。尽管瑞士只有十几所大学，但是参加公开征集的项目达到84个。可见NPR作为鼓励产学官研究人员向研究网络化发展的一种激励机制发挥了一定作用。
我热切期待日本在按照“30所重点大学构思”实施重点投资的同时，积极推动超越产学官界限的具有独特潜力的网络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