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防止女性工作经历中断

　　"女性能否拯救日本？"这是去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的论文题目，女性发挥作用作为搞活日本经济的关键力量正在受到广泛关注。在安倍晋三政权制定的增长战略中，也表明要推动企业让更多的女性担任管理职务和董事。安倍首相曾经主张上市企业至少应有一名女性董事，此话至今记忆犹新。据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统计，上市企业的女性董事比例为1.2%。从国际企业女性主管协会（Corporate Women Directors International：CWDI）的调查（请参见下图）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10%以上，日本与韩国并列，明显低于其他国家。

图：女性董事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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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在女性董事比例高的国家，也出现了使用强制性手段进一步提高比例的动向。挪威于2003年采用了分摊制，以上市企业和满足了一定条件的非上市企业为对象，从最初的6%提高至2008年的40%。

　　提出分摊制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克服对女性的偏见和统计上的歧视。例如，许多研究都表明，平均来看，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躲避风险。不少意见认为，这种特征不适合企业经营。但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大学的Renee Adams教授和西班牙庞培·法布拉（Pompeu Fabra）大学的Patricia Funk副教授指出，公司董事级别的男女差距与一般国民级别的男女差距不同，他们使用2005年在瑞典实施的调查发现，与男性董事相比，女性董事的传统和安全取向反而较弱，爱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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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日本也应该积极引进分摊制吗？最近接二连三地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刊登的关于挪威分摊制的实证分析富于启示。首先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的Kenneth Ahern副教授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Amy Dietmar副教授，使用2001－2009年248家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公布分摊制的内容时，对象企业的股价大幅度下跌，在其后的几年间，由于女性董事比例上升了10%，企业价值指标的"托宾Q（市场价值╱资产重置成本）"下降了12.4%。实际上，负债等情况增加，营业成绩也出现恶化。

　　过去虽然也有过女性董事比例与企业业绩成正比关系的分析结果，但是有必要注意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以及对结果的解释。挪威的事例是调查女性董事比例上升对企业产生什么影响的绝好的社会实验。

　　很明显，采用这种分摊制在男女间差距非常小的挪威也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企业躲避制度规定的结果，2009年的上市企业数量不到2001年的70%，不能满足分摊制条件的非上市企业数量却增加了30%。

　　美国西北大学的David Mirza副教授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Amaria Mirror副教授对挪威的受分摊制影响的企业和没有受影响的企业进行了比较。女性董事比例高的企业有避免削减雇用的倾向，劳动成本和雇用水平相对升高，短期利润下降。越是以前没有女性董事的企业，这种效果越显著。

　　如此看来，采取强制性的分摊制未必能提高企业的收益或价值，要想提高女性董事的比例，重要的是认真消除阻碍因素的构想。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Marianne Bertrand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Claudia Goldin教授和Lawrence Katz教授以未来有可能成为企业董事的美国经营管理学硕士（MBA）毕业生（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对象，对男女的工资差距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就职后不久工资基本上相同，但10年后出现了相当大的差距。（1）在商学院选择的专业和成绩、（2）工作经历中断、（3）劳动时间短这三项可以解释工资差距的80%左右。尤其是因育儿中断工作经历和劳动时间短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该研究还提到了对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与成为医生、律师或后来取得博士学位的这些哈佛本科女性毕业生相比，女性MBA毕业生的劳动参与率、全职工作的比例较低，工作经历中断时间长，有孩子的人差异更显著。这也许是因为企业的晋升如同淘汰赛，需要持续不断的拼搏。该研究的一位作者强调说，总之，在职场不间断地工作是在美国企业爬上最高位置的必须条件。

　　这样看来，要想提高女性董事的比例，就需要防止女性中断工作经历。也就是说，提高全时劳动参与率应是最正确的道路。Adams教授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Tom Kirchmeyer客座研究员在2013年的论文中，使用2001年－2010年22个国家的近1万家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出，女性全时劳动参与率（平均为27.7%）每增加5.3%，女性占非专职执行董事的比例（平均9.0%）就上升2.6%，女性的全时劳动参与率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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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要想提高女性全时劳动参与率，什么样的政策有效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经济专家Olivier Thevenon先生从1980年代初期起，对18个国家进行了分析。向未满3岁的儿童的父母提供育儿服务的政府支出，对于女性（25－54岁）的全时劳动参与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延长产假则不产生影响。

　　Thevenon先生和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的Anne Sollers研究员为了更详细地研究产假的影响，使用更多国家的更长期的数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出，不超过2年的产假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正相关影响，超过2年就会相反，产生负相关影响。因此，成为日本增长战略议题的"3年产假"构想，从促进女性发挥作用，避免中断工作经历的视点来看，可以说是一项孕育着矛盾的政策。

　　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防止中断工作经历的另一个视点，是荷兰型就业形态的相互转换制度。荷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曾经比日本还低，但如今高于日本，并且还在继续上升。前面介绍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论文提出建议，荷兰的制度可以成为日本的样板。在荷兰的同一企业，员工（工龄1年以上）可以根据生活周期提出愿望，互相转换全时劳动和短时劳动（2000年劳动时间调整法）。

　　如前所述，Adams教授和Kirchmeyer研究员认为，促进全时工作，作为女性攀登最高位置的"台阶"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产生男女分工等价值观的文化因素，也显示出具有与劳动参与率同等程度的影响力。我们不但应实施有实效而大胆的政策，还应大幅度地改变我们的劳动方式和对家庭的价值观，这是促进女性发挥作用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