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会南欧化吗？

　　从小泉政权末期开始讨论的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改革，包括提高消费税问题在内，终于在国会展开了论战。然而近几年来，经过世界经济危机和东日本大地震后，一般财政年度支出大幅度膨胀，而财政健全化的长期前景依然不透明。看一看一直有大政府取向的欧洲，在希腊等南欧各国，尽管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反对紧缩财政的势头却依然强烈。日本是否也会不可避免地滑向"南欧化"的道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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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首先需要理解为什么同样具有大政府取向的北欧和南欧的财政健全性完全不同，为什么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采取小政府取向。对此，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授Pierre Cahuc、巴黎政治学院教授Yann Algan和讲师Marc Sangnier2011年撰写的论文取得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成果。

　　他们重视国民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作为福利规模的决策因素，重视国民的公共意识。公共意识高就意味着不逃税或不非法领取社会福利支付。一般可以认为，如果国民的公共意识很高，公务员也就无法贪污受贿，容易建立透明高效的政府。

　　无论国民本身有无公共意识，只要他们觉得周围公共意识高的人很多，就会接受较高的纳税负担及相应的社会福利，支持福利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会认为不纳税的国民或贪污受贿的公务员少，自己的负担可以通过再分配切实返回。另一方面，没有公共意识的人也会比有公共意识的人更强烈地希望再分配政策。因为他们在逃避纳税负担的同时，希望捞取再分配福利的好处。

　　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具有公共意识的人比例越高，由于可以更信赖别人，因此该国整体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越强烈。另一方面，即使希望捞取再分配好处的没有公共意识的人增加，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会加强，这两种不同的效果都会产生作用。

　　也就是说，国民公共意识的高度与对再分配（即福利国家的规模）的支持并不是单纯的正相关关系，而是分化为两种国家，即"诚实的国民和公务员多，政府虽大却高效的福利国家"和"贪污受贿的国民和公务员多，政府大而低效的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在公共意识为中等程度的国家，国民对再分配的支持相对较弱，具有小政府的取向。

　　实际上，Pierre Cahuc教授等利用《欧洲社会调查》、《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国际性调查发现，越是信赖周围的人，高度评价公共意识，信赖政府机关的人，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越强烈。在通过对领取年金生活的人和失业者的生活水平、教育现状的主观评价上看公共服务的质量时可以发现，越是信赖别人和政府的人，越倾向于认为国家的服务质量和效率高。另一方面，用是否认为非法领取福利支付、乘车逃票、偷税、行贿、乱丢垃圾、购买偷盗品等属于正当行为来测量公共意识的程度时发现，公共意识越低的人对福利国家的支持也越强烈。

　　以发达国家为对象，观察信赖别人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关系（参见下图）时也发现，信赖程度高的北欧各国及荷兰的社会保障支出比例也很高。信赖程度下降到中等时，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也降低，小政府的盎格鲁·撒克逊各国及日本属于这一群体。信赖程度进一步下降时，反过来社会保障支出高的南欧各国成为主体，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各国的公共意识之低，从成为逃税温床的地下经济规模之大（根据奥地利约翰开普勒林茨大学教授Friedrich Schneider的调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25%）也可以看出。

图：信赖别人与福利国家的规模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价值观调查》

（注）福利规模为社保支出与GDP比（%），信赖别人的程度为对设问"基本上可以信赖所有人"的回答比例（%），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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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种对高福利国家的支持本身是不是超越世代得到继承的一种文化呢？如果是，也许就很难被环境的变化或政治力量所改变。

　　文化（参见关键词解释）的作用在经济学上也一致受到关注。由于文化本身受经济状况和制度的影响，因此很难分析文化的单独影响。美国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教授Erzo Luttmer和哈佛大学教授Monica Singhal在2011年撰写的论文中，使用近年来倍受关注的疫病学方法（参见关键词解释）进行研究的结果，欧洲各国移民对再分配的支持与本人或父母原国籍的人们的平均支持相关，这说明对再分配的支持受到文化的影响。

　　相对于这一研究结果，Pierre Cahuc教授等用同样的疫病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却显示，虽然第一代移民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与他们原国籍的平均相关，但是第二代人并不受原国籍的影响，产生影响的是他们对身边的人和居住国的法律制度、政治、议会等的信赖。也就是说，对再分配的支持，取决于在适应居住地区过程中产生的信念、思想和从父母继承下来的文化性喜好，但后者的影响在第二代移民身上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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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对于思考日本的现状有什么意义呢？对照《世界价值观调查》，日本人对别人的信赖和公共意识的高度在欧美发达国家中基本上属于中等程度，在过去大约25年中没有出现显著变化。然而从是否信赖政府的提问项目来看，对议会和公共服务极端不信任的阶层稳步增加，即使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也属于高比例部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的各种失败接连曝光，国民的信赖每况愈下，至今无论对哪个政权和政党，"政府有许多支出浪费和私藏金库"的批评根深蒂固。消除浪费当然重要，政治应代替国民发挥监督政府和官僚的作用。

　　不过，政治家对中央政府机关和公务员的敲打导致了国民对政府的信赖过渡下滑，结果是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一旦国民相信"公务员无诚信可言，政府部门浪费惊人"，就必然会反对提高税额，一有机会就想以逃税和非法领取福利支付作为报复。也就是说，煽动对政府的不信任会导致国民的公共意识下降，可能成为低效大政府得以存续，财政走向破产的"南欧化"的原因。

　　"南欧化"并非文化，只要改变社会和制度的环境就可以避免。首先需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恢复国民的信赖，同时为提高国民的公共意识和相互信赖采取措施，应加强政治和国民层面的认识和共识。

文化

　　关于文化的经济学定义，纽约大学教授Raquel Fernandez提出的定义是"在空间和时间上被隔离的群体之间的不同系统的信念和喜好"，意大利博科尼大学教授Guido Tabellini从博弈论的观点将其定义为"在不断重复的社会性接触中，作为稳定的均衡被自然地选择并持续下去的社会规范和个人信念"。

疫病学方法

　　在疫病学领域，通过对移民和本地人进行比较分析，统计对比多个集团来弄清病灶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遗传基因，还是周围环境造成的。在经济学领域也运用同样的方法，通过观测调查，把移民及其后代的思考方法、喜好和行为等与本地人进行比较，对他们继承的文化本身的根源性效果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