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社会保障和财政收入一体化推进经济财政改革

　　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特点，通过首相和负责经济财政的大臣，以及两者的关系可以变得更为灵活。沿袭了上界政权末期与执政党“协调”型方向的现政权下的咨询会议，今后最大的课题是社会保障与财政收入的整体改革，不可能回避真正的国民负担的讨论。

　　在由安倍晋三首相和大田弘子经济财政大臣的指挥下出台的本次2007总方针，是新布局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积累起来的讨论、成果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是一个里程碑。在此意义上，本次的总方针可以说是总结咨询会议的方式，思考今后前进方向的绝好机会。

　　咨询会议与以往参与政策决策会议的最大不同在于，包括民间人士在内的较少人参加的会议比较容易进行实质性讨论，而且在三个工作日后公布详细的讨论要点，具有彻底的透明性。事先不具有特定“颜色”或商业模式，在这方面也很透明。毋宁说其特色是，当时首相的因素（其所处的政治状况及信条）、财经部长的因素（政治手腕及信条）以及首相与财经部长的关系这三个因素组合在一起，可以变化成任何形式。

　　给咨询会议带来生命力的毫无疑问是小泉纯一郎、竹中平藏两位的组合。其被称为“对决型”的手法是，在与自民党的“主流派”“抵抗势力”彻底对着干的同时，咨询会议经常掌握主导权引领改革。

　　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政权起步时的政治状况所致。党内的“支流”向经世会等当时的主流派提出挑战，要想“一举击溃自民党”，只有使舆论站在自己一方。因此小泉所选择的政策手法都是集中在具有击溃主流派效果的领域的“剧场型”改革。这一改革具有两个侧面。

　　第一个侧面是将反对改革的抵抗势力拉到“剧场舞台”上，展现在国民的视线下（“舞台效果”）。抵抗势力拿手的是在“密室”中进行调整，而在舞台上的演技则令人吃惊地幼稚，小泉作为改革旗手的形象自然就引人注目了。第二个侧面是，与抵抗势力的斗争不是一局就结束，而是制造出了长期精彩的看点。手法是敢于进行艰难的改革，不时挥舞首相的“印盒”，与国民一起共享迂回曲折的“改革故事”，从而获得国民支持（“故事效果”）。

　　以小泉的绝对信任为支柱，竹中将作为剧场型改革舞台的咨询会议彻底地搞活了。作为忠实的家臣，竹中为了在经济学上也不矛盾地实现小泉的朴素理念和信条，动员一切概念和理论巧妙地组织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其说是实现自己的信条，毋宁说是担当起跑龙套的角色。

　　在前年的邮政解散选举中获得戏剧性的胜利之后，与谢野馨担任经济财政大臣的时代，咨询会议与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从竹中时代的“对决型”转变为“协调型”。也有人批评政府主导型的政策决策方式已经崩溃。但是，在9月11日选举之后，公开的抵抗势力已不存在，小泉等成为党内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派。与剧场型改革相比，对新主流派来说重要的课题毋宁说是如何在调整好党内关系的同时推进改革。可以说选择曾任政调会长的与谢野担任财经部长正是小泉自己转向协调型的证据。

　　与谢野咨询会议的特征是着眼点几乎都集中在岁出岁入的整体改革上。在“2006总方针”开花结果的过程中，在“涨潮”派与与谢野率领的“财政鹰派”之间，以咨询会议为舞台不断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道路绝不是平坦的。在去年3月15日的咨询会议上，在确定为使债务不像滚雪球那样增长的财政健全化目标时，首相发言对利率及增长率等经济前提做出了“以多个议案而不是单打一”的裁决。诸如国民对财政状况的危机意识、首相的全面支持、财政改革时应慎重采用经济前提等，可以说在发达国家成功进行财政改革的关键条件在日本却一个都不具备。作为参与了财政收支的整体改革的一员，笔者依然记得首相在谈到“照这样的话，很难开展真正的财政改革”时咬牙切齿的样子。

　　一举改变这种状况的是把削减财政支出对策承包给了执政党。借用清水真人近著《经济财政战记》中的话说，那就是与谢野先生的“妙手”。将削减财政支出这一重要的政策“瓦完全包给”给执政党，对此也引来了批评，认为这是咨询会议自己放弃了作为“改革的发动机”的作用。

　　但是，相反，这正可以比作在产品及组织结构中常见的模块化战略。

　　这种战略的基础是“为实现11年度基础平衡（基础性财政收支）的赢余所需的预计财政支出额―财政支出削减额=增收措施”这一简单的方程式（“与谢野方程式”）。也就是说，首先政府为实现中期目标而计算并公布预计财政支出额。岁出削减额无论定在哪个水平上都没关系，如果削减额少，就要加大增收措施的部分。可以预想，不愿意被贴上增税论者标签的执政党一方，会自发地努力最大限度地削减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无论财政支出削减额处于什么水平都要增税。在这一点上持强硬态度的财政支出削减论者小泉和与谢野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也就是说，把制定削减财政支出政策委托给执政党的政务调查会，把从长期观点考虑增收措施的哲学提示及其对应委托给税制调查会，各自独立进行，不与对方发生影响。这正可以说是模块化，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框架，有内容的改革才得以迅速决定下来。今天回过头去看，咨询会议设计出了模块型的岁出岁入的整体改革，并建立了框架，最后担负起将各个模块组装起来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谢野可以说是一位旷世奇才的建筑师。

　　只要安倍首相是主流派，安倍·大田咨询会议很难采取小泉·竹中式的对决型的方式，实际上，基本上是沿袭了协调型。除了公务员改革对官僚的敲打外，很难采取逼迫抵抗势力现形煽动对立来提升改革印象的手法。

　　如今的咨询会议与与谢野时代不同的是，在担负设定安倍政权的最初议题的意义上，涉及多个领域，重视改革的全面性。这也是本次总方针具有给人“品种虽然充足，但却是利益均沾式”（“改革的综合部门”）的印象的一面。

　　一方面，在咨询的会议的舞台之外，在各种各样的领域中“隐藏的抵抗势力”正在东山再起。根据这种状况，也可以说由于在各方面必须进行不使改革倒退的布局，所以不得不搞利益均沾。另一方面，在这种状况下，关于财政方面，安倍内阁坚持预算编制五原则和财政收支的整体改革框架，可以说是本次“总方针”的最重要的成果。

　　在4月的统一地方选举之后，接下来是下月的参议院选举，这些政治日程之后，安倍·太田咨询会议就会从政治制约中解放出来。在人们期待认真地讨论有关国民负担的时候，应从正面面对的问题是社会保障和财政收入的整体改革。即便从最近的年金记录缺漏问题来看，仅仅敲打组织是无法最终解决问题的。相反，这显现出包括年金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财源、征收主体、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号）等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与岁入（税）方面一体解决。

　　如果借用与谢业野的话（《文艺春秋》7月号），就是“如果不对包括消费税在内的日本的税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就无法维持包括年金问题在内的日本优越的社会福利制度，（中略）希望国民能够理解这种自觉，现在政治上有义务为此努力和宣传。”这一过程正是从如今信心大大动摇的国民那里重新获得信任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