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学研”合作

　　在中国，一般将“产学官合作”称为“产学研合作”。之所以不用“官”而用“研”，是因为中国科学院作为公共研究机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纪念“产学研合作”起步10周年，去年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次学术研讨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主要由公共研究机关和大学来承担，所以培养“产”的研究开发能力，使其担负科学技术产业化的重任，就成为改革的出发点。在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民营科技企业作为“产”的骨干受到各界注目。大学、公共研究机构通过开办企业，直接开展TLO（技术转移机构）难以促成的技术转移。这样，校办企业在中国固有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应运而生，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出处：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 http://www.cutech.edu.cn/
根据中国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资料制成

　　目前，校办企业的数量超过5000家，其中大多集中在北京。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经营的企业集团占校办企业总收入的30%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北大方正集团和清华紫光集团，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企业。

　　中国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积极推行研究开发机构的制度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大学法人化，整顿分属几个部委管辖的大学，使大学可以从国家划拨款项之外自由调配资金。有些大学，经费的一半靠相关校办企业上缴的利润来自行调配。

　　公共研究机构改革方面，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创新工程（1998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中科院和大学一样，通过各研究所成立的企业推行技术转让。在科研开发支出近几年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科院积极促进研究机构之间的竞争，努力使科学技术资源与新兴产业的创造联系起来。

　　另外，由于开办学校的政策和开办基准放宽，新设民营大学不断增加。东北大学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就是东软集团（校办企业）以培养IT开发人才为目的开办的大学。

　　但是，大学的企业经营还存在许多问题。肩负研究机构和大学进军市场双重重任的校办企业创造了国有企业中所看不到的企业文化，他们切实抓住市场动向独立决策，完全依靠能力主义实施人事管理。因此，他们成为中国高技术开发的重要资产。但是，公共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由于不熟悉企业经营而出现不知如何应对经营中的风险，另外，公共机构的所有权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等等，这些都是今后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已经开始整顿有经营问题的校办企业。过去五年间经过整顿处理，校办企业由6000多家减少到5000家左右。清华大学等一部分大学院校将下属校办企业交由控股公司管理，不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而是通过大学创业中心间接地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转移。清华大学的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从项目联络到TLO对大学的产学合作进行全方位的支援，这样的机构今后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积极为高科技产业创造优良环境，从1988年开始实施了“火炬计划”。据科技部统计，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园区遍布全国各地，由除西藏、青海、宁夏三个自治区以外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运营。到2000年底，园区内企业数达两万家以上，工作人员251万人，销售总额达9209亿元。

　　另外，作为支援创业的一环，在高科技园区内设置创业中心。到2001年底为止设立的创业中心达465处，是日本的两倍以上。总面积达768万平方米。

　　据统计，迄今为止，高科技产业园区共设立企业15449家，解决了29万2000人（其中归国者有4100人）的就业问题，并有3887家企业从这里毕业，其中有32家企业上市。虽然对这一政策的成果还需要客观的评价，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为填平“学、研”和“产”之间的鸿沟，中央和各自治体要协力合作，积极支持中介组织的活动。

　　近年，微软、IBM等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这既给中国提供了来自海外的优秀而富有经验的人才，又为中国培养了未来型年轻人才。去年微软研究所发布的关于向中国政府提供培养软件开发人材支援的计划（长城计划）是外资研发中心为提高中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积极贡献的典型事例。另外，中国政府今年三月份出台了新的奖励政策，放宽了外资进入中国合作经营学校等有关合办教育的规定。

　　最近日本的部分大型企业与中国的一流大学合作，邀请学生到企业中实习，展开对华人材战略。对外资企业来说，研发中心的中国本地化，由于研究开发人才丰富，相对成本较低，能够及时应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而且通过高附加价值研发的本地化可以提高在中国的企业形象。外资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本地化正呈不断扩大趋势发展。

　　最近，在中国有两类人材特别受到注目。一类是“下海”人员，主要是公务员作为创业者转向到民间。另一类是“海龟”派，主要是从海外回国后活跃在第一线的创业人员。为了使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尽快接近国际水准，克服尖端研究人才的不足，中国采用了高效合理使用国内现有人材，热烈欢迎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国内地区间的劳动移动存在户籍制度的限制等障碍，但是在科技领域可以例外。

　　政府通过在资金和居住环境方面实施优惠政策，与各国的留学生组织联手，积极开展职业介绍活动。结果，去年留学归国人员超过7000人，其中北京中关村就有1000人，并有350人创建了风险投资企业。

　　以1985年出台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开端，科技体制改革迅猛发展，研究开发人员雇用环境的灵活性和人才的流动性得到保障。北京、上海等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虽然较大，但是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和年轻研究人员的独立性较高，许多地方研究环境得到完善，近似于“固定研究员”和“流动研究员”并存的美国PI制度。水稻遗传基因的破解等世界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这里诞生。

　　另外，有关兼职和职务发明的奖赏制度得到完善。其中，推动兼职行为促进了中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最近，为促进企业内研究开发，研究人员可以获得职务发明利益的部分回报，这项新的激励机制已经得到法律承认，适用于大学、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中国政府在评价和研究各项扶植政策的同时，尤其重视中科院的作用，强化以产学研合作为平台的国际间合作，积极促进人材、中介机构的发展。中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今后依然会受到各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