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呼唤新政治思想

小林庆一郎
教职研究员

  日本政府终于将在6月底公布财政健全化计划。在评估财政健全化的具体论述时,为了整理一下思路,笔者想探讨一下财政问题在政治思想上的意义。

  需要在政治上解决的问题与经济学上的对象大多性质不同,以政治为对象的利害冲突最典型的是"救生艇困境"问题,指的是下述情况。

  几个人乘坐一条救生艇漂流时,救生艇开始下沉。乘船者中如果有1个人跳下船(即1个人牺牲生命),就可以避免救生艇下沉,其他人都可以得救。但如果谁都不下船,船就要沉没,大家都得死。

  一般来说,一个集体(城镇、企业、国家等)面临危机时,如果其中少数人自发接受损害,采取自我牺牲的行动,那么其余人员就可以获得利益,这种"为了集体的生存,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情况在政治上经常发生,但在经济政策上却难以解决。

  例如,作为经济政策对象的"囚徒困境",存在让全体人员都能获益的均衡,因此可以用经济利益诱导,采取长期交易等,想方设法让所有人都采取最佳行动。但是在"救生艇困境"中,无法利用经济利益引导人们采取自我牺牲的行动。从根本上说,"救生艇困境"的定义就是无法补偿自我牺牲的人蒙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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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财政健全化和维持社会保障制度的课题,就是包括尚未出生的未来世代在内的几代人乘坐的巨大"救生艇困境"。

  如果放任日本财政恶化,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就会以物价暴涨导致国债贬值的形式发生实际上的呆账,货币丧失信誉,日元大幅度贬值,国民资产锐减,通胀率和利率剧烈动荡,国民生活陷入混乱。为了恢复市场信誉,政府不得不下狠手削减年度支出,大幅度缩减社保体制。信誉受损的日本政府借款困难成为持久常态,统治功能退化,经济增长率长期低迷。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未来的所有世代都将持续受到损害。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世代(现在的世代)发挥自我牺牲精神,通过增税和削减社保支出实现财政健全化,就可以使未来的日本经济社会稳定,今后几代人的生活得到改善。也就是说,只要现在的世代做出牺牲,未来的几代人都将获益。如果考虑到这一代、下一代、下下代、再下一代......几个世代的日本国民都坐在一条救生艇上,那么重建财政的问题就确实具有"救生艇困境"的结构。

  在通常的政治决策时,解决"救生艇困境"的简单方法是通过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决定。在民主制度下,经过国会讨论,虽然最大限度地采取保护少数群体利益的措施,但最终还是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把负担分配给一部分人。对于一般的政治问题,"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得到了所有相关者的同意,并事先同意投票结果具有强制力,而且所有相关者都参与政治决策。

  但是重建财政的问题,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不能在几代人之间以少数服从多数决定负担分配。这是因为,未来的几代人或者尚未成人、或者尚未出生,所以他们无法参与关于重建财政的政治决策。财政问题只能由"现在世代"的我们在自发地实施自我牺牲的改革、或者拖延问题把牺牲推给未来世代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自发地下决心实施牺牲自我的改革,就必须牺牲现在世代的个人舒适生活,追求某种"政治思想",把更重要的价值放在超越世代的"社会"可持续发展上。但是,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发达国家,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不可能提供即使牺牲现在世代的舒适生活也要坚守的超越个人的政治价值。

  而且,如果这种政治价值不能为大多数人共有,就无法在适当的时机实施具有充分规模的财政重建。其结果是一旦面临破产进行调整时,整个国家就有可能陷入长期衰退。日本的财政问题显示了所有现代民主制度国家都具有的内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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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超越个人的公共价值是否应该牺牲个人的权利和生活,这个问题在政治学领域是一个很流行的议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J·桑德尔批评了把个人自由作为至上价值的自由主义,认为个人的人格对共同体负有责任,所以在有关共同体的决策时,有时责任应优先于个人自由(《民主政治的不满》1996年)。桑德尔教授的立场也被称为"共同体主义",但他自称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共和主义的现代版。

  政治思想学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名誉教授J·G·A·波考克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使古典共和主义复活的是佛罗伦萨的思想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日文版1975年)。马基雅维利把让下一代继承国家的思想、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精神等称为"道德(virtu)",并倡导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思想。

  波考克教授认为这种思想为近代英国和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所继承,并把这些思想称为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桑德尔教授的思想可以归纳为这些思想源流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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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财政问题显示了个人自由主义作为现实问题的缺陷,也可以成为先进的民主国家迈向新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契机。民主国家为了长期持续发展,必须在我们的政治思想中以某种形式接纳共和主义或公民自由主义的真谛,并加固夯实。财政问题为我们指出了这个问题。

  从新的政治思想可以产生新的制度改革,具体来说,设立像不从属于政治的央行这样的长期财政预测机构,并授予该机构对国会和政府的财政运营加以规范的权限,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补充和修正将走向制度化。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15年6月12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5年7月30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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