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向既得权益阶层征收资产税

　　在欧洲经济危机中，财政与金融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几年由于遭遇金融危机，欧洲的银行体系变得非常脆弱，此时，又遇到希腊财政危机，使不安心理在市场蔓延。与五月时的混乱相比，欧洲经济目前处于暂时平稳状态，但是距离摆脱危机还很遥远。估计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围绕欧元的信用问题，不安心理将难以消失。

　　在受财政问题困扰这一点上，日本也和欧洲一样。日本经济虽然于去年3月已经触底，以出口为主导经济不断复苏，但前景依旧叵测。在这种情况下，新上台的菅直人政权打出了“增长与重建财政并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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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增长的动力是需求的扩大与供给方面的技术进步。首先在需求方面，日本由于受到老龄化的巨大冲击，无法期待内需在短期内迅速扩大。正如去年年底出台的《新增长战略》的基本方针中也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实现与亚洲市场的共同增长，来推进亚洲整体需求的扩大。

　　在供给方面，为了促进企业研究开发加强竞争力，降低法人实际税率也是重要的课题。希望在政府的产业结构前景和民主党的参议院竞选纲领中，写进降低法人税的内容。

　　按照菅首相的逻辑，重建财政可以带来需求扩大，实现经济增长，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也难免有点危险。在政府债务较多的国家，通过增税和削减年度支出来重建财政，也许能够消除对将来的担心，增加消费需求。这被称为“非凯恩斯效应”。但是，仅仅消除对将来的担心，还无法明确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实现强有力的经济增长。

　　如果考虑到今后的老龄化趋势，那么医疗和护理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医疗护理设施等建设需求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将随之膨胀。因此，菅政权关于把财政支出重点用于社会保障领域的想法是正确的。从实现社会公正这个观点来看也是合理的。

　　但是，对医疗和福利领域进行财政投资可以创造就业机会，带来经济增长这一逻辑，基本上与公共事业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一逻辑相同。正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曾经需要建设高速公路一样，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当今，需要对医疗和福利增加公共资金的支出。但是对于这样可以带来技术进步，主导经济增长这一意见，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由于医疗护理领域受到来自政府的资金援助和监管，导致该领域难以成为增长产业。政府通过规章制度压低医疗护理人才的报酬金额，限制提供高价格服务，从而导致护士和护工等人才长期不足，不能提供充分的服务。

　　另一方面，由于老年人长期以来面临医疗福利服务不足的状态，因此为了防备发生紧急情况，储蓄了几百万亿日元的巨额金融资产，致使消费萎缩。如果提高医疗护理领域的新参与和设定价格的自由度，服务供给就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民间企业追求利润将使技术革新变得活跃，医疗福利主导经济增长这一前景也有可能变成现实。

　　总而言之，虽然把财政支出重点用于社会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与此同时，放宽对医疗福利领域的限制规定（扩大参与市场和设定价格的自由度）应是最根本的课题。此外，在放宽限制规定时，当然还需要强化政府扶持制度，以便使贫困阶层能够享受充分的医疗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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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经济要想摆脱目前的低增长，就需要提高生产率，但是阻碍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最近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的研究发现，如果在以前获得成功的商务模式或技术体系中存在非常大的既得权益，生产率就会受到阻碍。既得权益阶层阻碍引进新的技术或商业模式，使技术革新无法实现。

　　下图是日本银行短期经济观测调查（短观）的项目之一《从企业的角度看金融机构的货币信贷态度》的示意图，纵轴是认为货币信贷态度比较“宽松”的企业比例，横轴是认为比较“严格”的企业比例。从该图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认为比较“严格”的企业很多，认为“宽松”的比例很小。但是随着经济增长，两者的比例发生了逆转。另一方面，到了2000年代，从平均值来看，“宽松”和“严格”这一对正相反的看法比例都很高，这似乎显示出不平衡正在扩大，即既得权益阶层筹集资金很容易，而其他企业却无法筹集到资金。

　　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有削弱“既得权益阶层对技术新陈代谢的抵触”的政策，就有可能对促进生产率上升产生效果。某种资产税或许可以成为健全财政的手段，同时，也许还可以作为经济增长政策发挥作用。

　　既得权益表现为过高评估资产。拥有以前获得成功的技术体系或商务模式的企业具有很高的资产价值。但是，一旦出现了拥有新技术的强大竞争对手，这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就会大幅度下降。在这个企业持有既得权益的相关者（融资银行、股东和一般债权人等），为了避免资产价值下降，就会利用政治经济学上的各种各样手段，设法阻止拥有新技术的竞争对手参与新市场。既得权益是作为体现旧技术或旧商务模式的资产＝遗留资产（legacy asset）（面向股份或企业的贷款等）被过高评估的价值，为保护其价值的行为或决策阻碍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遗留资产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不良资产，但是如果以包括落后于时代的技术体系或商务模式等在内的广义概念来理解的话，那么在过去由于日本式经济体系的成功而获得的资产（金融资产等国家财富）中，或许有相当部分都属于遗留资产。促进技术和商务模式新陈代谢的改革，显现出遗留资产已经落后于时代，使其价值减少，因此会遇到既得权益阶层的抵触。

　　企图阻止引进新技术的既得权益阶层的抵触，往往伴随着政治行为，因此难以通过市场竞争得到解决，也就是所谓遗留资产所具有的“负面外部效应”（由于市场竞争不发挥作用而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通过政策来纠正其外部性，则对于提高经济活力是非常理想的。政策的一个可能性就是纠正外部性，即对持有遗留资产征收“庇古税（Pigovian tax）”。

　　对拥有资产征税的结果，既得权益阶层通过抵抗加以保护的价值将由于纳税而减少，因而固守遗留资产的好处也减少，这样就可以引导他们引进新技术。例如，银行的融资态度可能会减少承袭前例的做法，使新事业变得容易获得融资。其结果，拥有新技术和商务模式的创业者比较容易参与市场，经济整体将会活跃起来。顺便补充一下，对于以货币形态持有的资产，缓慢的通货膨胀也具有与资产税相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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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论述只是一种思考实验，关于遗留资产征税，到底哪些资产属于遗留资产是很难辨别的，要想加以实施尚需周密探讨的课题还很多。

　　不过，如果不改善现状，任由低增长和财政恶化长此继续下去，以至发生财政崩溃（即国债价格暴跌、高通货膨胀和过度日元贬值同时发生）的话，就等同于对金融资产征收高税率资产税。而且，如果发生了财政崩溃，通货膨胀率（税率）将无法控制。为了避免财政崩溃，刺激经济增长，应考虑在可控制的适当范围内，以征收资产税或通货膨胀，来减少既得权益阶层的资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