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增加对经济亦有利

岩本康志
RIETI教职研究员

  医疗费上涨已成为目前发达国家共同的困扰。在发达国家中医疗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最高的美国,奥巴马总统作为就任总统第一年的最大课题,正在把政权的命运押注在医疗保险改革上。日本在经济衰退的1990年代,医疗费对GDP比上升。其后,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压低医疗费的政策,但受到了强烈批评,认为这导致了医疗体制的崩溃。

  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的医疗费上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最近的研究给出了“基本上是好事”的回答。即使医疗费增加,如果医疗带来的健康寿命(无需护理而能够健康地过日常生活的时间)延长的经济性价值高于医疗费的增加,那就可以认为我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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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哈佛大学教授卡特拉和杜克大学教授理查德逊于1999年进行的研究,从1970年到1990年,美国国民人均一生使用的医疗费增加了25000美元,但是据推算,由健康寿命延长带来的经济价值增加了95000美元,是医疗费增加额的近四倍。虽然健康寿命的延长也有医疗之外的原因,医疗服务的贡献度究竟有多少很难确定,但是可以肯定有相当大的贡献,可以认为,从整体上看,医疗费的增加是有益的。

  该研究之后的多个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在日本,京都产业大学的福井唯嗣副教授和笔者也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1990年到99年,由健康寿命延长带来的经济价值的增加是医疗费增加的将近四倍。此外,内阁府的河越正明先生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1970年到2005年期间,经济价值的增加是医疗费增加的大约10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是对医疗服务整体的考察,不能因此断言在个别的医疗行为中没有浪费。

  斯坦福大学的霍尔教授和琼斯教授在2007年的研究中指出,如果医疗费由个人选择决定,那么由于经济增长而个人收入增加时,医疗费对GDP比也上升。医疗服务的目的在于延长健康寿命。一旦收入增加,可以享受其好处的健康寿命的价值也同等上升。即使是相同的医疗行为,由于收入增加后,延长健康寿命的经济价值更高,因此支出必然更多地用于医疗服务。

  收入增加是医疗费增加的重要原因,这已经是既往的定论。哈佛大学的Newhouse教授在1977年的研究中,对13个发达国家的收入和医疗费的水平进行了比较后,得出的结果是,收入每增加1%,医疗费增加1.2%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把医疗服务视为一种消费商品,那么它是一种奢侈商品,对其需求的增加超过收入的增加率。霍尔和琼斯两位教授的贡献在于,他们不仅说明了消费者对医疗具有这种选取偏好,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医疗服务的特点决定医疗费的结构。

  另外,两位教授的研究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就是把健康寿命的延长可以带来经济福利(全体国民的经济满足度)的大幅度增加这一事实放进经济增长理论的标准模型中。由于这一贡献,为我们开创了在横跨医疗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领域中,把健康寿命延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果实来看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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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生活水平的指标来使用的人均GDP显示的是一年的收入,因寿命延长而能长期享受该生活水平的效果则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内。但是,生活水平本应视为是生活“质量”(一年的收入)和生活“数量”(健康寿命)二者的总和。在20世纪里,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生活“数量”的扩展非常大。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余命为47岁,而2000年延长至77岁。日本的平均余命的延长幅度更大,从20世纪初的44岁延长至2000年的81岁。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增长,不仅一年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能够享受该水平的时间,在美国延长了约60%,在日本延长了80%以上。

  芝加哥大学的贝加教授和菲利普逊教授、以及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索亚雷斯副教授在2005年进行的研究中指出,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进行比较时,考虑平均余命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余命比发达国家短,因此可以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大于对人均GDP进行比较的结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余命延长大于发达国家,因此可以说,在改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差距方面,改善健康寿命比缩小收入差距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在美国,政府对医疗服务的保障只限于面向老年人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扶助制度。对于其他有工作的年龄层,完全依靠自由加入民间的医疗保险。霍尔教授和琼斯教授所设想的“个人选择决定医疗费的社会”,可以认为是表现了现在美国的实际状态。

  由此看来,在美国医疗费对GDP比持续上升,而且在发达国家中其比例最高这一状况,可以解释为个人做出了符合愿望的选择的结果,因此两位教授的研究,看起来似乎为反对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主张“政府没有必要参与”的理论提供了根据。但是,只要一改变模拟实验的数值设定,现实的医疗费也可能显示出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把该研究作为否定政府参与的必要性的根据是不妥当的。

  如果把提供医疗服务完全交给市场,以个人选择决定医疗费,那么贫富差距就会带来医疗差距,甚至带来寿命差距。美国是世界上提供最高水平医疗的国家,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存在大量的没有医疗保险者,是医疗差距非常大的国家。

  美国之外的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全民医疗保险或其替代方式,以便保证不论贫富都能平等地享受医疗服务。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医疗费特别高,显示出政府的参与为压低医疗费发挥了作用。不过在这里,完全依靠市场的美国的医疗费水平合理,还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更接近合理的水平,不能一概而论。这是因为,医疗服务的市场发生失败的可能性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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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对医疗费的决定纳入政治程序,医疗费由要求提高医疗费的势力和要求压低医疗费的势力取得平衡来决定。由于引进把年轻一代支付的医疗保险用于老年人医疗的世代间转移制度结构和公费负担,选民以为医疗费由他人为自己负担,因而毫无成本意识地要求充实医疗的“财政错觉”也许会产生作用。医疗界估计也会向政府要求增加医疗费。另一方面,财政当局和负担员工保险费的企业从成本的观点考虑医疗费,会争取压低保险费。

  弄清决定医疗费的政治程序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仅研究这个课题会迷失对医疗费应有的思考,需要在保证能够平等地接受医疗服务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地评估费用和效益,提供国民能够理解的医疗水平。为此,应有效利用迄今没有受到充分关注的对健康寿命的经济学评估,以及通过研究医疗对健康寿命的贡献所得出的知识。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09年10月5日《日本经济新闻》

2009年12月3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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